君子以經綸:沈鑒治回憶錄

每一個時代﹐都有一批人被稱為才子﹐而無論根據什麼準則﹐前《信報》總編輯沈鑒治先生都肯定是上一輩才子中的才子。他的回憶錄十分平鋪直敘﹐幾乎就是一生的流水帳﹐也沒有多少軼事記載﹐對不是同代人而言﹐其實不易產生共鳴。但作為國際關係研究者﹐筆者閱讀這本書卻另有感觸﹐因為在今時今日﹐不少前輩記載的涉及國際層面的親身經歷已幾成絕唱。

沈鑒治出任《信報》總編輯前在日本18年﹐工作單位是亞洲生產力組織(APO)。他原先是被剛成立的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聘請﹐立刻代表香港被借調到亞洲總部﹐然後才被總部留下﹐身份變成「國際公務員」﹐經常到亞洲各國巡視﹐後來又幾乎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職員。據作者介紹﹐APO的成員都是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的正式成員﹐除了香港是上述理事會的「副會員」﹐但因為它的經濟發展成就﹐也被APO接納為正式會員。今天香港擁有的特殊涉外關係身份﹐就是那個年代開始確立的﹐值得我們珍惜。當然﹐我們今天也有陳馮富珍一類案例﹐但沈鑒治登上國際舞台是沒有中國助力的﹐今天要通過代表香港而被國際組織提拔﹐就極困難了。

沈鑒治在《信報》經歷了香港回歸的關鍵時刻﹐但對相關人和事著墨極少﹐他詳細記載的卻是在任期間參加不同國際學術會議或外訪的經歷。這正是我們經常掛在口邊、卻老是做不到的旋轉門﹕一個媒體高層在學術會議和國際學者平起平坐發表學術論文﹐在商務會議和企業高層平起平坐討論發展方向﹐在政府會議和各國官員平起平坐提供策略意見……這些在英美是十分普遍的事﹐但放在今日香港﹐居然變得難以想象。一方面﹐當事人自然需要沈鑒治那樣有多重身份﹐但此外還有兩個關鍵﹕一是他懂得香港在國際社會的獨特優勢﹐在國際舞台出現才有獨特價值﹐例如南非結束種族隔離政策後會請他訪問﹐咨詢如何吸引香港投資﹔歐盟通過關鍵的《馬城條約》前﹐也要來香港舉行會議請他當主講嘉賓﹐因為香港是歐盟重要貿易夥伴。二是他所屬媒體要認同這些外訪和會議是重要的、能為機構增值的﹐而不是「不務正業」﹐可惜今天媒體高層都要花費大量時間應酬不同飯局﹐跟沈鑒治強調拒絕應酬、無視壓力、堅持學術生活的作風恰恰相反。

有人會認為﹐擁有國際經驗是個人的幸運﹐「這些機會不是屬於我的」。但從沈鑒治回憶錄可見﹐他的視野完全一以貫之﹐就是在最沒有國際視野的環境﹐也能努力爭取空間。就此我們必須重溫他六十年代在左派電影機構鳳凰公司的經歷。他被委託執導第一部電影時﹐居然想到要加入一場在柬埔寨吳哥拍攝的外景﹐大大顛覆了左派電影予人的土形象﹔到了拍另一齣電影﹐他又要到海南島取景﹐把主角設定為少數民族黎族的姊妹花。這類視野﹐不但不屬於當時的左派機構﹐甚至也不大屬於主流香港。他在鳳凰工作期間為左派報紙《新晚報》撰寫國際樂評﹐企圖介紹政治不正確的以色列管弦樂團(而被阻撓)﹐秘密促成父親被劃成右派的鋼琴家傅聰多次來港演出﹐這些空間﹐同樣百份百是自己爭取的。在最封閉的圈子尚能如此﹐今人還有什麼抵賴的空間呢﹖

在上述前提下﹐好些一般港人眼中的大事﹐自然都變得不值一提﹐因此這回憶錄沒有記載香港唐人街政客甲和政客乙之間的恩怨情仇﹐更不會觸及近年林行止夫婦與曹仁超之間的罵戰。我們常說香港沒有空間讓人發展經濟以外的事業﹐只懂尋章摘句的學究活在不食人間煙火的象牙塔﹐媒體就是收風放風的人肉機器﹐文化人只能滿腔怨氣自以為懷才不遇地生活。沈鑒治的經驗推翻了一切假設﹐說明路真是人可以走出來的。

沈旭暉﹐AM Post﹐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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