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屎的歷史》到「金粒餐」

當「中港矛盾」戰場移往排泄物,我們實在不必大驚小怪,因為即使在國際關係層面,類似爭議也經常存在。法國左翼思想家拉波特(Dominique Laporte)曾出版著作《屎的歷史》,把如何處理「屎」演繹為人類文明的劃分、從「公有」到「私有」的關鍵,更將概念延伸到我們對「潔淨語言」的追求。英國印度裔作家、諾貝爾獎得主奈波爾(V.S. Naipaul)的《幽黯國度》對印度人隨處便溺的行為,作出了嚴厲批判,則被左翼學者反批評為「充滿殖民主義視野」:畢竟通過「不准隨地便溺」,宣示在新征服地的權威,也是自古以來之事。

這裡不討論理論、不討論歷史,只是希望帶出,怎樣才是「合理」處理糞便,從來就是國際角力場。在現代社會,隨處便溺對公眾衛生的危險,就是最窮困的國家也一清二楚。但是「一刀切」處理,卻往往被中國、印度等國視為「不顧國情」,乃至是「西方霸權」的吹毛求疵。然而在發達國家,只會感覺上述觀點,不過一些國家刻意宣示「主權」、來掩蓋缺乏自信的表現。

問題是,世上並非所有問題都具有相對性的,像「禁止隨地便溺」和「人類不食人肉」一樣,已屬於文明的普世追求。就隨地便溺而言,這不能說是印度、中國的「國情」、「民族性」,中國古籍記載國人到了天竺,無不歌頌那裡的整潔。這也不能算是小農社會的「會情」,如果論農業社會就要如此,歐洲不少國家也是,但經過中世紀邁向近代社會的數百年,隨地便溺已不再成為問題。

國際社會可能有時接受「民主」照顧不同國情,但不可能接受「便溺」有不同國情,因為這不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是一個文明問題,不同國家的法律條文有否不容隨地便溺,根本不是重點。國際社會確立這是文明的普世內容,付出了相當代價,包括早起禁止便壺隨街倒的嚴刑峻法,與及從娃娃開始灌輸「人禽之別」的龐大教育資源,潛台詞就是,確保這原則不容相對主義侵犯。

所以當一個國家以「國情」為由,為隨處便溺的行為辯護,其他國家作為過來人,一定會問:有沒有認真執法過?有沒有認真教育過?要是沒有,那個國家完全一窮二白,也會得到同情;但要是它同時是軍事大國,有龐大資源投放到民族主義相關「工程」,其整體文明形象,將面臨災難。

最教人擔心的是,內地一些輿論卻反其道而行,扭曲國際社會對隨處便溺的接受程度,並隨之批評「西方」持有「雙重標準」,乃至利用內地媒體的資訊管制,刻意造謠。例如有網絡謠言聲稱,碧咸的兒子在香港隨處便溺,港人視若無睹,就是要以民族主義轉移視線,想不到,居然得到不少認同。至於說英國容許隨地小便,更是曲解其法律條文的斷章取義。

這教人想起十年前,中國網絡興起所謂「金粒餐」謠傳,「圖文並茂」說日本高檔食府以處女糞便煮成「金粒餐」為「上等佳餚」,進行意淫,暗示中國文明比日本文明高得太多。日本人知道了,難免衷心鄙視。這樣下去,單是在大小二便這個國際關係戰場,中國的軟實力,恐怕就潰不成軍。

信報財經新聞,2014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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