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化:「袋住先」兩面睇

不久前,中央政策組顧問王卓祺教授就「芬蘭化對香港的啟示」在《明報》撰寫了三篇文章(可見《明報》網頁),大概是公眾對官方立場先入為主,並未引起廣泛討論。想起一年前,筆者在海外學術會議遇上一位著名本土派學者,也就「芬蘭化」談了很久,他坦承即使香港能建設「城邦」,最好的下場也不過「芬蘭化」一途。香港和芬蘭自難直接類比,但無論我們持什麼立場,「芬蘭化」這現象本身,確是值得討論的課題。

今天提起芬蘭,我們想起諾基亞,知道那是富裕的福利社會,有聖誕老人和北極光,但芬蘭並不是「自古以來」的獨立國家。它長期作為瑞典一部份,後併入俄羅斯成為「自治大公國」,十月革命後乘機獨立,至今不夠一百年。蘇聯站穩陣腳後,希望收復芬蘭「失土」,在二戰期間打了兩場大戰:「冬季戰爭」和「繼續戰爭」,小國寡民的芬蘭出乎意料擋住超級大國,雖說有瑞典、納粹德國援助,但也是奇蹟。然而隨著納粹戰敗,芬蘭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須知蘇聯在1940年升格了一個「卡累利亞-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準備和「外芬蘭」合併。目睹東歐各國淪為蘇聯衛星國,芬蘭人明白不能指望西方,至於單獨再打一仗,結局可料。

於是,芬蘭精英決定走一條全新路線,即所謂「巴錫基維主義」(Paasikivi Doctrine,巴錫基維是製定這政策的芬蘭總統),也就是學者歸類的「芬蘭化」。簡單來說,芬蘭承認屬於蘇聯勢力範圍,確保外交政策不違背蘇聯的國家利益,以換取蘇聯不在芬蘭搞破壞、侵略,和存續國內民主制度。於是,芬蘭沒有參加北約,和西方關係疏離,基本上站在蘇聯一邊,成了蘇聯和西方溝通的窗口。美蘇破冰的赫爾辛基會議,就是在芬蘭召開。

為確保芬蘭「不成為歐美的反蘇基地」,芬蘭內政上也自我審查。例如在媒體,不能傳播反蘇意識,反蘇電影被禁播,反蘇書籍被圖書館移除:一方面,這是「尊重」蘇聯之表現,但同時也是防微杜漸,以免蘇聯細作以「苦肉計」製造事端。芬蘭國內有不少親蘇政客,在蘇聯利益可能受損時提出警告;要是選出強烈反蘇領袖,蘇方也會公然施壓,都是芬蘭屈服。這樣的關係到蘇聯解體才告終。

在西方,「芬蘭化」至今是貶義詞,因為那代表在蘇聯出手前就主動出賣理想,接受不完整的主權,向強權委屈求存,而且可能越讓越多。西方政客攻擊走和解路線的對手時,每愛用上「芬蘭化」一詞,以示自己堅守原則,沒有行差踏錯。芬蘭文化藝術在「芬蘭化」時代,亦和西方世界脫軌;不少精英國民不喜歡那氣氛,選擇移民。

但在芬蘭本部,輕言「芬蘭化」,卻代表西方的涼薄。芬蘭人認為,為捍衛獨立、民主,已付出極多,絕非不夠勇武的懦夫。一場冬季戰爭就死傷七萬人,再一場繼續戰爭又死傷七萬人,今日芬蘭人口還不過五百多萬,尚不及香港,又有多少個七萬可消耗?打不過蘇聯,美英援助口惠實不至,國際輿論置之不顧,就是顧,莫斯科也不在乎,還在磨刀霍霍,令他們深信,「芬蘭化」已是最好的選擇,否則淪為蘇聯加盟共和國,看看邊界外的「蘇維埃芬蘭」,就後悔莫及。

類似芬蘭的案例,在世界不同角落,一直以不同方式重演。其實,正反雙方的夢想幾乎一樣,只是對現實政治的判斷有差異,而這種判斷,偏偏是教科書永遠傳授不了的。究竟有什麼準則,判斷是否應接受「芬蘭化」?怎樣是堅守原則、怎樣是脫離現實?怎樣是曲線愛國、怎樣是賣國求榮?最重要的是,怎樣知道社會大多數人願意付出怎樣的代價?你說呢?

信報財經新聞,2014年8月17日

延伸閱讀:芬蘭一國兩制:奧蘭群島背後的外國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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