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東盟大腦的新加坡

新加坡邁入新時代,為何能讓人繼續看好,成為有區域影響力的國家,除了因為在中美之間左右逢原,也因為它在東盟的獨特地位。新加坡是東盟創始成員之一,也是東盟十國經濟最發達的國家。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公佈的人類發展指數(2014年),新加坡指數為0.901,在東盟名列前茅,汶萊0.852排第二位,都超出東盟平均值(0.669)。這發展程度、科技水平、教育質素和全球網絡,令新加坡盛產國際級技術專才,在東盟十國中成為天然領袖。加上新加坡本身太小,不可能成為各國的全方位競爭對手,結果就承擔了東盟的「大腦」角色。

新加坡獨立智庫「國際事務研究中心」(Singapor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SIIA)負責人在組織五十週年晚宴上曾指,新加坡可以在領導、技術出口、基建等方面,於東盟擔當更重要的角色。專研全球戰略、地緣政治的印度裔美籍學者Parag Khanna在同一場合和應,說新加坡會成為東盟的金融、商業和外交中心。區內不少促進融合的會議,也是在新加坡舉行,例如2007年,東盟十國在新加坡舉行的第十三屆東盟首腦峰會上,簽署了《東盟憲章》,那是東盟成立四十年來,第一份具法律約束力的文件,被認為是東盟進一步融合的象徵。

在東盟外交方面,新加坡也是主導者。它一直視東盟為自己的腹地,積極擔當東盟跟其他經濟體之間的橋樑,情況跟香港作為中國內地跟世界各國的「中間人」相似。印度國家銀行行政總裁Anil Kishora在2012年說過,新加坡是印度資本進入東盟的「中間人」,原因是印度人對新加坡的制度有信心,又指雖然印度已經實施「東向政策」超過二十年,但對區內國家的了解仍未夠深入,因此需要借作新加坡作橋樑。類似借重新加坡進入東盟的西方國家,多不勝數。「東盟+3」等的合作框架也是新加坡力促設定,前總理吳作棟在任時,為此跟東盟各國領導人進行了多次會談。9/11後,新加坡每年邀請亞太各國進行「亞洲安全對話會」,地點就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因而又稱「香格里拉對話」。除了東盟十國,美國、中國、日本、澳洲等區內具影響力的國家也會出席,這已成了亞太戰略對話的一個重要品牌。

在新加坡的大學,也很容易感受到東盟的角色。一向奉行精英主義的新加坡,會以獎學金吸引東盟各國年輕人到當地進修、工作甚至定居,吸納了不少人材。「東盟研究」成了新加坡國際關係學界的重點題目,國內設立不少東盟研究中心。早在六十年代,新加坡國立大學已成立東南亞研究所,近年另立東盟研究中心,是這範疇的研究權威。難怪當香港要申請加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新加坡背後大力拖後腿:畢竟這塊寶貴的腹地,人家已經營了數十年了,怎能容許香港輕易搭便車呢。

信報財經新聞,2015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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