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馬拉維女文青

答:Suzanne Temwa Harris(來自非洲東南部國家馬拉維,現於香港浸會大學攻讀博士)
問:沈旭暉
整理:梁振嶽

馬拉維是非洲東南部國家,19世紀先後被葡萄牙及英國殖民,二戰後到1964年才正式獨立。較不少非洲國家幸運的是,馬拉維沒有爆發過內戰,獨立後,首任總統班達(Hastings Banda)成為民族英雄,但推行單一政黨政治,直到1994年在首次總統選舉中落敗。雖然平穩地過渡到民主體制,但當馬拉維的公民社會日漸成熟,對自由價值的標準也不斷提升,例如1994年以選票「推翻」班達,就是一場民主價值拉倒民族英雄的博奕。而2011年,馬拉維也爆發一輪大規模反政府運動,則是民眾對選舉舞弊、經濟壟斷、貧窮問題的反抗。Suzanne來自馬拉維,經歷過家鄉的抗爭運動,也感受了香港早前的「雨傘運動」,有另一種角度的觀察。而她近年研究中國對非洲的經濟投資和軟實力,亦了解馬拉維人民對中國影響力的感受。

SS:馬拉維在2011年爆發了相當大規模的反政府運動,當時人民是基於甚麼理由上街呢?
SH:那是在2011年的夏天,上街民眾主要是不滿民主進步黨政府的執政,認為現行所謂的「民主體制」不夠公平,也有爭取媒體自由、學術自由的,也有一些民眾是基於經濟壟斷問題,無法生存而走上街頭。馬拉維的貧窮問題非常嚴重,不少家庭每天收入低於1美元,在政府沒有扶貧政策還官商勾結之下,經濟被少數商人壟斷,例如有不少農民無法負擔高價肥料,連自力更生的希望都沒有了。

上街的人民起初以和平方式示威,大部份只是希望政府作出回應,根本不是要製造麻煩,直到政府派出警察和軍隊鎮壓。軍警除了鎮壓示威民眾,也攻擊媒體;馬拉維只有一個電視台,而且親政府,自然不會報道任何關於示威的消息,而好幾間電台在採訪示威期間,卻遭到警方攻擊,燒毁採訪車。結果在軍警介入鎮壓之後,示威民眾開始失控,有人開始燒車胎、向軍警投擲物件還擊等等,也有人闖入國會大樓或一些政府建築,最終整場運動造成19人死亡,主要是學生,逾百人受傷。

SS:香港早前也發生大規模社會運動,當時妳身在香港,有什麼觀感?
SH:對,香港發生「雨傘運動」時,我幾乎每天都到金鐘、旺角等地方走一圈。感覺上,香港人尊重法治、秩序及和平等意識相當強,即使是如此大型、歷時幾個月的示威運動,幾乎沒有衝擊政府建築物的情況,我聽過有外國媒體以「小熊模式」(Teddy bear approach)來形容香港示威者的和平。

記得運動第一天,我剛好跟朋友在金鐘、灣仔一帶,衝突爆發時還吃了催淚彈,讓我相當震驚。後來情況平靜下來,我幾乎每天都到金鐘、旺角觀察,香港人的組織能力、秩序和團結讓我大開眼界,金鐘、旺角的道路上赫然出現一個個小社區,甚至有政治討論、藝術品展示等不同的空間,讓我難以置信那是個抗爭的場地。我曾經參與、觀察過世界各地的一些社會運動,例如南非的,還有2012年的倫敦暴亂,香港的運動有我前所未見的特色。老實說,我身為「外國勢力」,不能立即理解、投入到香港人到底在追求怎樣的選舉方案、民主政改等,但置身其中我有強烈的感覺,覺得應該支持他們爭取公義。我的父母經歷過1970、80年代在南非、甚至整個非洲的種族平等抗爭,我也特別能理解那種感受。

但相對,我不認為應該以「暴力」來形容馬拉維2011年那場運動。在馬拉維,甚至剛果、肯亞等非洲國家,讓人民不滿的因素太多,甚至正面對危害着他們性命的處境,例如經濟壟斷造成的赤貧,甚至軍政府政權等等,令人民的憤怒都能被理解。而更重要的是,馬拉維民眾起初都以和平的方式示威,甚至沒想過要佔領街道、政府設施,只希望透過遊行促請政府關注,派政府官員跟民眾代表作公開對話。可是馬拉維政府只以「歡迎人民表達意見,政府願意聆聽」之類敷衍了事。

SS:香港跟馬拉維的運動可比較嗎?
SH:跟馬拉維比較,香港幸福在於永遠在國際焦點下,奧巴馬、卡梅倫都會就香港的狀況表態,即使不少是官式發言,而海外傳媒都會報道香港的消息,也因此,和平抗爭在香港能發揮作用,只要引起國際關注,無論香港以至中國政府也多少要顧及國際輿論。相反,馬拉維政府很輕易就斷絕了國內外媒體和志願機構對2011年抗爭運動的報道和接觸,而即使政府不阻止海外媒體,我想馬拉維也很難登上國際頭條。

其實自2011年抗爭之後,馬拉維民間也培養出一些政治組織和議論能力,開始有不同的民間政治組織,甚至會討論下一步如何跟政府協商,當然也有一些主張採取更勇武路綫跟政府對抗。我想這種公民社會的建立對馬拉維日後發展相當重要,畢竟馬拉維在1994年才有第一次所謂的「民主選舉」,2011年才算第一次有人民號召大規模的運動,表達對一些普世權利、價值的要求,下一步要如何爭取政治公義,爭取到之後又如何將民主政體更有系統地實踐,都需要足夠成熟的公民社會繼續討論。我想馬拉維跟香港的民主發展程度可能不一樣,但各自經歷一場重大的公民運動後,也進入檢討的階段。

SS:香港稱得上是「國際城市」嗎?
SH:我在香港兩年多,我也有親戚在三十年前就來到香港工作、定居,在我體驗之下,香港跟「國際城市」這稱號還差得遠。譬如在真正的國際都會,像倫敦,有上300種語言流通着,實在驚人。香港的大學都努力吸納海外各地的學生,但整體香港社會而言,似乎很難看到其他文化真正的存在着,而香港也沒有充份地向國際展示經濟、金融以外的特色。甚至最基本的日常互動中,我作為非洲裔人,黑色皮膚也不時惹來本地人的冷眼。

SS:中國近年加強對非洲的投資,但在不少非洲國家也開始出現文化與經濟矛盾,例如早前就有報道指,在肯亞一間中國人開的餐館,竟然貼上告示拒絕黑人光顧,引起非洲人不滿。中國對馬拉維的影響又如何?
SH:1980、90年代,台灣和日本是馬拉維最主要的投資者,踏入2000年後,中國影響力則愈來愈多。例如馬拉維的新國會大樓,就是中國政府所送的「禮物」,社會建設和發展方面確實受益於中國資金;但當然,一方面我不相信有「免費午餐」,另一方面中國的基建、廠房投資,以至廉價貨品湧入,已經對馬拉維的本土企業和農民造成沉重打擊。

而中國擴大對非洲經濟影響力的同時,可能要格外小心地了解非洲各國的不同文化。例如你舉肯亞中國餐館的例子,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我想任何人到別人的國家,都要嘗試理解和尊重對方的文化,才會受到歡迎。正如我猜,當初香港人也不是熱烈地歡迎着英國殖民者的到來,但在長時間,在雙方尊重下慢慢互相接納。我在香港這幾年間,也留意到香港人對與中國大陸遊客等等的不滿;我想無論中國在非洲還是香港,都應更小心地了解不同的文化,才能真正擴大中國的影響力。

信報財經新聞,201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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