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圖騰:法西斯份子,還是環保份子?

2004年,中國作家姜戎的小說《狼圖騰》大受歡迎,十年後的今日,終由法國導演尚積葵阿諾(Jean-Jacques Annaud)拍成同名電影。原著小說是姜戎在文革期間,到內蒙古草原「插隊」十一年經歷的自白,講述知青響應毛澤東的「上山下鄉」政策,到內蒙草原與鄉民一同生活,體會到人與大自然的關係。小說當年極暢銷,甚至被譽為「毛語錄」之後在全國流通量最高的書籍,故事主旨也被引申出不同解讀,例如被視為新中國經商策略導讀、甚至戰爭兵法,也引發了一番圍繞「狼圖騰」意象與法西斯主義的論爭。但究竟電影的真正意義在哪裏?

「狼性」象徵法西斯主義?

一眾評論,大多集中在《狼圖騰》的「狼」,並圍繞這展開政制論爭。某程度上,這確是值得探索的。在姜戎筆下,蒙古牧民對草原野狼又愛又恨,狼一方面攻擊牧民及性畜,但另一方面也吃掉地鼠等動物,維持草原適合放牧,因而村民保護野狼,被外人視為圖騰崇拜。小說中,蒙古老人畢利格指初到當地的陳陣和其他大陸知青像羊,骨子裡懼怕狼,千百年來成長於農民社會,失卻了牧民祖先的氣慨。陳陣在草原上與狼群多番接觸,似乎被「蒙古化」了,甚至養了一頭小狼。在尾聲,他對同伴分析,中國近百年不斷被列強入侵,是由於農民社會支撐着一種「羊性」,凡事只懂逃避。

這結論是否全書的畫龍點睛、還是被借題發揮,見仁見智。一派解讀認為,姜戎通過小說表達對「狼性」的崇拜,乃宣揚中國應拾起蒙古帝國時期的擴張主義,在民族主義中,摒棄農民的「羊性」基因,改以牧民「狼性」為國家特質。小說發表時,還沒有「中國夢」口號,但電影上映期間,卻正值習近平外交亞投行、「一帶一路」等大展拳腳之時,爭議自然更大。

持這觀點的代表,包括蒙古族作家郭雪波。他早前在新浪微博發文,抨擊小說歪曲史實,虛構蒙古人祖先崇拜「狼性」,認為狼精神跟蒙古人崇尚的草原精神背道而馳,後者包括薩滿教思想(相信萬物有靈)和佛教精神,相反,「狼是蒙古人生存天敵」、「狼並無團隊精神」、「狼貪婪自私冷酷殘忍」,「宣揚狼精神是反人類法西斯思想」。其實,早在《 狼圖騰》小說推出時,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也曾批評指:「對德國人來說,《狼圖騰》充斥法西斯主義思想,這本書讓中國丟臉。」

姜戎則反駁謂,自己只強調狼的正面特質,包括對自由的渴望和頑強的生命力,並指中國人民若能摒棄「羊性」,而拾起狼的這些正面特質,將能擺脫專政政權壓制,實現中國民主。從他的個人履歷看來,也不大像「法西斯主義者」。姜戎早年雖然當過紅衞兵,但自稱經常私藏「封資修」書籍,選擇到內蒙古插隊,就是因為較容易帶着禁書上路。返回北京後,他參與了文革後的「北京之春」,曾加入《北京之春》任總編輯,發表過不少對中共的批評,後來更因參與八九學運被捕,1991年才獲釋。他強調支持民主和個人主義,表明擔憂中國若不展開民主化,將成為「另一個納粹德國」。這些,都和今天的中國民族主義者背道而馳。

《狼圖騰》的左翼生態主義思想

假如我們不當《狼圖騰》是右翼讀物,其實,也可以把它算作左翼小說來看:畢竟,姜戎曾對西方媒體自稱是「左翼思想家」。《狼圖騰》被扣上法西斯主義、民族主義等概念,令其關於生態環保的探討被人忽略,而後者對今天中國的發展更有討論價值。

從生態保護主義的角度看,蒙古牧民信仰「生態整體主義」(ecological holism),乃遊牧民族自古在草原上與萬物共生的生活哲學。蒙古人認為,人、馬、羊,以至野狼、地鼠等,全都是「小物種」,彼此平等共生,互相不能欠缺,一同依附大草原才能生存。當野狼對人類、禽畜造成威脅,蒙古人也會殺狼,但絕不會將狼群滅絕,因為他們明白,只有維持生態平衡,所有物種才能各自獲得最大的生存效益,大自然才能保存。

相反,中原漢人來自務農社會,信仰的是「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以人類本身的生存和發展為終極目的,大自然的資源僅為人類所用。這對立,才是貫串電影的主軸,也是寓言所在:從農牧區轉到草原上任的領導包貴順,因一批蒙古戰馬被野狼殺死,而率領獵戶大舉滅狼,結果草原生態鏈缺少了狼,地鼠、瀨子為所欲為,把草原吃光,最終,蒙古牧民也被逼遷移,說明即使是人,違背了自然,最終會自食其果。

生態保護主義與民族矛盾

從不同生態觀延伸的,卻是敏感的民族矛盾。「生態整體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不但是蒙古族和漢族的對立,也影響到雙方邊緣社群的發展方向。例如追求現代價值而拋棄傳統草原信仰的年輕蒙古牧民、開始與漢族同化的蒙古部落、謀狼皮以獲利的獵戶商人等,都與漢人中央領導連成一氣,因為他們對自然生態的概念,都取決於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正如英國生態政治學家Terry Gifford指:「生態觀是社會建構概念」,往往是教育與政治經濟角力落敗,令人類為一己私利而肆意破壞環境

自2000年代推動的「西部大開發」,體現了東部城市和西北草原、中央與少數民族之間的矛盾,可說是《狼圖騰》的現代版,不過衝突換了民族而言。早在2001年,《大地》雜誌一篇題為〈打造大西北的經濟航母〉的文章,就提出一系列必要實行的生態戰略,例如「以環境保護為重點,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以特色產業為突破,實施城鄉協調發展戰略」等,以保護生態環境脆弱的西北地區,否則只會破壞民族團結。可惜發展和民族矛盾,往往是並存的:青藏鐵路通車後數年,已出現沿線荒漠化現象,除了生態遭破壞,鐵路本身也受損,令一些藏人對「發展是硬道理」感到不滿,流亡藏人的批評尤甚。例如「藏人行政中央環境發展項目辦公室」負責人丹增諾布接受《西藏之聲》訪問時,多番駁斥中國官員指草原沙化源於過度放牧之說,並引用研究指遊牧反而有助保護草原,相信過度開發、強逼牧民集中定居,才是草原沙化的主因。

時至今天,在更宏觀的「一帶一路」戰略下,這生態與發展帶來的民族矛盾,涉及中國與西進沿途國家的關係,只會倍加敏感。例如中國與緬甸,近年就因為「伊洛瓦底江水壩計劃」鬧得很不愉快:2011年,緬甸宣布因民意反對,擱置中國資助的水壩工程,而當地改革派及環保人仕一直擔心,水壩會影響水流和生態。加上水壩選址位於伊洛瓦底江源頭,克欽族人奉該處為聖地及緬甸文明發源地,甚至因工程爆發過騷亂。類似案例,隨著當中國大興土木,要把基建帶到整個亞洲,只會越來越多。「一帶一路」帶來的生態衝擊能否為當地人接受,足以影響整個計劃的成敗。

信報財經月刊,2015年6月

延伸閱讀:賤熊2:美國政治社會文化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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