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碼遊戲:重構同性戀者的二戰史

不久前上映的電影《解碼遊戲》(The Imitation Game),以劍橋天才數學家圖寧(Alan Turing)的一生為主軸,集中講述他在二戰期間,協助盟軍破解德軍密碼系統的真人真事。在一般人心目中,圖寧算不上家喻戶曉,但假如談及他的另一身份:「現代電腦之父」,相信讀過電腦入門的學生,都不會陌生。通過這樣一位人物的故事,電影成功重構了一段我們熟悉不過的二戰戰史,起碼令觀眾聯想到三個面向。而這三個面向,恰恰都是正史不能直言的。

破解密碼後的政治,與偷襲的陰謀論

圖寧破解納粹德國的密碼機「Enigma」,當時是頂級機密,今天才被視為英美逆轉「大西洋海戰」的關鍵。1939年,德軍在大西洋部署U型潛艇,截斷英國自北美引入補給物資的航綫,全賴「Enigma」保障了海軍前綫與柏林中央的情報互通。據統計,1942年1月至3月,德軍U型潛艇在北美東岸(包括墨西哥灣及加勒比海),擊沉盟軍艦艇100艘。邱吉爾後來在回憶錄寫道:二戰中唯一懼怕的,只有德軍U型艦隊。直到1941年,圖寧隸屬的英國秘密情報局(即軍情六處,MI6)轄下小組成功破解「Enigma」,掌握了德軍U型潛艇部署的位置及巡航路綫,補給艦損失量大減,英美才有效聯手,成為德國最終戰敗的關鍵之一。

然而,圖寧的貢獻沒有得到太多表揚、更沒有被公佈,令他一直默默無聞。官方的主調,自然是以相關工作屬「國家機密」為由解釋;另外也有說法指,MI6高層為了邀功,沒有透露密碼小組成員的名字。不過真正原因可能是這樣的:情報解密除了針對敵方,也牽涉不少本國敏感議題,關乎公眾利益。例如英國政府被指在二戰期間,因為要搶戰略先機,將救援平民的工作壓後,這些戰略一旦在戰時、戰後被揭發,難免影響國民對政府的信任。電影講述圖寧破解密碼後,由於要避免對方得悉,不得不忍痛讓一些已得悉的敵方襲擊「照常」出現,那些得知親友死傷有可能被避免的人,若是追究責任,可能後患無窮。

解碼還涉及不少二戰陰謀論,最著名的是與偷襲珍珠港有關。不少文獻引證,美國戰爭部一直維持攔截東京與駐美使館密電的工作,羅斯福總統在12月4日(即日軍發動偷襲前三天)曾收到海軍情報署的備忘錄,上面明確提及日本正部署透過攻擊夏威夷向美國全面開戰。陰謀論者相信,小羅斯福本已有意參戰,但主流民意不支持,才任由日本偷襲。對此反駁者認為,當時美國截取的僅限於東京的外交情報,戰略情報則未有全面破解。美國這一筆尚是懸案,但英國邱吉爾事前從情報得知日軍偷襲珍珠港,而沒有知會美國,則幾乎已被核實。

二戰中的同性戀者

圖寧另一個著名身份,是作為同性戀者。他在1950年代因為同性戀傾向而遭審判,最終疑因事業、名聲受打擊,以及「化學閹割」帶來的副作用而自殺。《BBC歷史雜誌》編輯Emma McFarnon撰文指,男同性戀在戰時為禁忌,尤其在軍方,由於男同性戀者被標籤為柔弱、怯懦,軍人被揭發同志身份,往往影響軍心。戰時加入英軍、及後被派往遠東戰線,在新加坡為日軍俘虜的Dudley Cave,在1970、80年代成為英國同志平權運動的中堅份子。他回憶指入伍後曾聽到兩位同伴談論自己,一位形容他是「Nancy Boy」,另一位立即反對,指他在戰場上異常英勇,沒有可能是同志。Cave指同伴的對話說明了當時社會、軍中對同志的刻板印象。

然而,英國不少二戰英雄,都是當時不為所容的同性戀者,也都是戰後才被發現。例如兩度為戰時英皇喬治六世表揚的英國空軍中尉Ian Gleed,戰後多年才公開(或被公開)同志身份。Ian Gleed在1942年出版回憶錄時,應出版商要求,加入杜撰的女友,以迎合讀者口味。直到1990年代,Gleed的同性情人接受BBC電視台訪問,才公開關係。這些作風,未免和盟軍宣傳的道德高地有違:當時納粹德國公然逼害同性戀者,而盟軍以正義之師自居,近年才被發現,同樣做了不少反人道的事。假如兩大陣營都對同志同樣態度,差別只是程度,又如何自圓其說?

1967年,英國通過「性罪行法案1967」,將21歲以上男性同性性行為合法化(限於英格蘭、威爾士,蘇格蘭在1980年、北愛爾蘭在1982年才通過同類法案);不過,該法例不適用於軍方,軍方的同性性行為禁令直到2000年才解禁。2009年,逾三萬名英國公民在網上聯署為圖寧平反,要求英國政府就當年以「雞姦罪名」審判圖寧公開致歉,最終時任首相白高敦(Gordon Brown)發表講話,一併表彰圖寧在二戰的貢獻,以及為圖寧的待遇官方道歉。但要盟軍改寫自己的戰史,似乎還不到時候。

間諜對戰局的關鍵作用

最後,解碼、間諜等在戰局的重要性往往被低估,這也是傳統史觀的局限。電影中,圖寧發現John Cairncross是蘇聯派來的雙重間諜,後者要脅揭發圖寧的同性戀傾向;二人相識沒有歷史根據,應為杜撰。不過,John Cairncross確是蘇聯在英國安插的間諜,因熱愛音樂,而在蘇聯當局獲編化名「Liszt」(李斯特,十九世紀匈牙利作曲家),另有傳他是著名蘇聯特務「Cambridge Five」之一,但未能確認。據俄羅斯檔案記錄,John Cairncross在1941至1945年期間,合共向蘇聯當局提交5,832份英國機密檔案,戰後在MI5亦繼續向蘇聯提供西方情報,據指包括西方的「曼哈頓計劃」,以協助蘇聯發展核武。這類間諜對大戰局的影響,實在不容小覷。

戰時間諜活動自然不限於歐美。在國共內戰、抗戰時期,也出過不少著名間諜。中國作家麥家的著名諜戰小說《暗算》,就被改編成中港合拍電影《聽風者》,小說出現的一些中共情報機關,例如「701特別單位」,原型主要來自總參謀部二部(通信部)和周恩來直接指揮的中共中央特別行動科(中央特科)。胡底、錢壯飛和李克農早年隸屬中央特科情報科,曾被派往國民黨特務機關當卧底,被周恩來譽為「龍潭三傑」。三人在1931年顧順章叛變事件中,截取情報並通報黨中央,令身處上海的中央組織及時撤離,立下大功。胡、錢兩人在1935年長征身亡,李克農則在中共素有「特工之王」稱號,中央特科解散後,一直從事情報工作,1949年破獲國民黨特工刺殺毛澤東的部署。好些共軍潛伏在國軍的間諜,都在關鍵時刻提供了最有用的情報,中共建國後,因為任務已完結,一生默默無聞渡過,乃至受過逼害。假如有真相完全大白的一天,我們熟悉的整個近代史,可能都要改寫呢。

信報財經月刊,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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