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國的國際關係

昨天談及印度總理莫迪訪華時,得到古代護照「通關文牒」為禮物,引申到一個很有趣的題目:中國古代國際關係。雖然「主權國家」的概念源自近代歐洲,到了晚清才輸入中國,但這並不代表中國古代就沒有國際關係,雖然概念和今日大不一樣。唐代長安的「國際化」程度,在當時世界就首屈一指。

雖然今日中國老是宣傳「大唐盛世」,「一帶一路」也教人想到古代絲路,但唐代的國際交流並非長年開放,假如認真對應今日中國外交,不一定能予外人好印象。以「通關文牒」為例,雖然《西遊記》依據唐三藏法師往天竺取經的正史創作,虛構了各國妖怪的故事,但其實當時大唐並不鼓勵民間隨便西進,因為當時的「G2」格局是大唐Vs突厥,不少隋末唐初的軍閥都接受突厥冊封,大唐擔心國民出國後會成為突厥間諜,所以不會像今天那樣,大興土木搞絲路基建。

「路是人走出來的」,三藏為了自己的理想,唯有突破當時國際格局,混入難民堆,偷渡走出長安。他途徑西域各國時,根據小說是正式以「通關文牒」過境,但其實只是不斷自我介紹是「來自大唐的高僧」,就足以被通融。所以嚴格而言,《西遊記》強調的「通關文牒」,也是劇情需要的道具而已。這反映了西域小國和大唐的國際關係,並不能簡單以今天的主權國家概念閱讀,但也不能單純的以朝貢概念閱讀。對它們而言,奉行的只是「侍奉大國」政策,無論是大唐、突厥還是天竺,都待之如上國,但不等於願意放棄自身獨立性。今天塔吉克斯坦、尼泊爾、阿富汗一類小國,行的依然是這類外交政策。

中國外交講「中國夢」,不斷提醒國民「漢唐盛世」,其實是容易有反效果的。漢也好、唐也好,縱然有呼風喚雨的時代,但始終未能超越「二元」或「三元」國際格局。面對匈奴、突厥等主要對手時,時而和親、時而征討,只要自身實力強大,就傾向對外擴張。中國學者以「和平崛起」回應歷史,認為中國強大時,基本上都是「和平」的,但其他鄰國恐怕不會同樣想。

例如朝鮮是否會忘記隋煬帝的侵略,似乎就不可能。鄭和下西洋那「三擒番王」的經歷,完全無視其他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當然當時沒有這些概念),也足以反映「海上絲路」的另一面。中國和土庫曼外交常以「汗血寶馬」為「友誼信物」,但其實漢代為了汗血寶馬發動的戰爭極不人道,對西域帶來的,絕不是友誼。訴諸歷史借代當代外交自是無可厚非,但也得適可而止,假如外國學者認真起來了,就反而麻煩了。

小詞典:和平崛起論(Peaceful Rise Theory)

胡錦濤時代學者鄭必堅所提出,主張中國不應再停留在「韜光養晦」的時代,應該強調自己的大國身份,前提是不會挑戰現有國際格局,因為中國歷史上的強大時代都是「和平」的。這理論回應了美國學者Paul Kennedy的「大國興起與衰亡」,假設大國崛起都會對現有霸權構成挑戰,有時通過戰爭,有時沒有,但始終不容易和平共存。後來中國覺得「崛起」太挑釁,改稱「和平發展」。

信報財經新聞,2015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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