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凡領袖的挫敗:重構文化大革命的「理性」

近來無論是國際社會的「伊斯蘭國」,中國內地的意識形態思潮,還是香港社會的群眾動員與反動員,都被拿來和數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比較。在一般人心目中,「文革」成了相當負面的名詞,因為那代表了億萬人集體投身政治的瘋狂,過程相當非理性;而毛澤東作為發動「文革」的領袖,通過鼓動個人崇拜,成了一錘定音的人間神。但其實「文革」真正的恐怖,並不在於它的非理性,而恰恰相反,在於它提供了一個劇場,讓全國人民相當理性地參與在一個瘋狂遊戲,把人性的陰暗面結構性地釋放出來。要了解這現象,我們應該閱讀「新左派」學術領袖王紹光教授的著作《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

王紹光是筆者在美國讀書時的大學老師,後來回到中國境內的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與崔之元、汪暉、甘陽等並列為「新左派四大天王」,對如何強化國家行政能力、調和貧富懸殊等問題有獨到見解,一直受不同意見學者的廣泛尊重。這本書是他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通過「集體行為」這一視角入手,以他最熟悉的武漢為案例,把在武漢搜集到的私人信件、出版物、報紙和地區檔案整理分析,通過「理性選擇」的假定,來解釋「文革」期間一般群眾的行為,主要論點有三點

文革群眾才是由下而上的決定者?

(1) 按照社會學者馬克思韋伯對權威來源的分類,毛澤東顯然是所謂「魅力型權威」,發動「文革」時,聲稱要「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主觀希望憑藉超凡的感召力,指揮全國人民進行「革命運動」和「生產建設」。但是在「文革」期間,民眾的政治運動現實,常常偏離了毛澤東本人的計畫和期望,毛澤東操控全局的能力,其實被遠遠高估。

(2) 廣大群眾在「文革」期間,對毛澤東確實抱有相當信念,但是他們在每一運動作出「參與」還是「退出」等決定的時候,最重要的考量,還是自己的個人利益。換言之,個人利益得失的算計,決定了當時群眾參與群眾運動的程度和模式,「文革」前期得以迅速發展,就是因為給予了大量社會上的年青人、邊緣份子得到利益的憧憬,而後期群眾尾大不掉、運動遲遲未能終結,亦與那部「利益機器」啟動後不能輕易收回有關。

(3) 在「文革」的每一個關鍵節點上,基於群眾利益和毛澤東最高理念的差異,毛都被迫努力修正群眾運動的路線,有時要扭左、有時要扭右。而毛的努力最終還是失敗了,要靠動員軍隊接管全國,既嚴控群眾組織、又嚴控被打倒的既得利益者,才勉強穩住局面到身故。換句話說,「文革」期間每個人的理性選擇,加在一起,導致這場運動完全超出了發起者的掌控,毛澤東作為一名「魅力型威權領袖」,得到的卻是徹底失敗。

王紹光對「文革」的分析不是學院派的「離地」文章,即使對今日的全球形勢,也是有現實意義的。全書既以韋伯的理論為稻草人,自然首先挑戰了韋伯的框架,特別是「魅力型威權領袖與群眾的不理性緊密聯繫」這假說,而這假說一度被西方社會廣泛採用,作為解釋「文革」期間中國人盲從於毛澤東的理論基礎。但是王紹光通過案例實證,發現群眾運動中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其實有兩個不同層面:一方面是「情感維度」,反映人們非理性的一面;另一是「認知維度」,反映人們的理性思維,而兩者是並存的。韋伯對群眾運動的分析,卻相對忽略了「認知維度」,亦即忽略了群眾無論在多麼瘋狂的口號下,也會按照理性的個人利益得失分析,來決定自己立身處世的行動。只要運動持續下去,群眾就很容易通過同一口號,把運動騎劫,口中說尊重最高領袖如何如何,實質上卻是利用種種「破舊立新」的制度空檔,達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Vs 西方主流權力鬥爭論

有趣的是,主流西方學界雖然習慣以宏觀、結構來分析社會科學,但談到中國,卻依然習慣以權力鬥爭、關係等角度來閱讀問題。例如有關「文革」,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大卷的漢學權威馬若德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就幾乎完全採用了「權力鬥爭」的角度來探究文革成因,毛澤東及其周圍的中共主要領導人是被研究的主體,人民群眾則被認為是非理性的、處於被研究的陪襯地位。與馬若德由上至下的分析框架不同,王紹光對「文革」的分析是從下至上的,認為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行為者,他們與毛澤東的互動,才共同構成了「文革」這一集體行為。

習近平上台後,裡裡外外都大刀闊斧,雖然個人魅力不及毛澤東,但似乎也希望成為「魅力型權威」的代表。然而,正如王紹光對「文革」群眾的觀察,今天的每一個中國人也是理性的個體,依然會根據自己的利益來解讀領袖的意志,所以「中國夢」會被不同解讀,「大國責任」會被不同解讀,單靠口號和民族主義治國,台上台下都知道絕不可能。因此,習近平顯然比毛澤東更注重對群眾感知的控制,也就是希望通過設計一個框架,讓群眾能儘量既呼應官方的口號、也得到各自的利益,相信只要群眾能在不同運動當中分別有所得著,政府和領導威權才會不斷鞏固。這種模式,更接近上週談及的「獨裁者2.0」。

了解了這模式,我們不妨再回顧不少朋友的一廂情願,認為一時一刻的「左傾盲動路線」只是歷史的偶然,不久肯定會「撥亂反正」,這正是假定了有一個最高領袖能一錘定音的老毛病。可惜,現實是殘酷、也是理性的,每個管治模式的出現,都令一大批既得利益者成為共生,假如要改弦易轍,精英倒也罷了,那些除了搞群眾運動外別無所長的新貴又如何自處,又怎會收到一紙號令而消失?

小詞典:韋伯對統治權威的分類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Max Weber)將統治權威分為三類:「傳統型權威」、「法理型權威」和「魅力型權威」。「傳統型權威」依靠社會傳統維繫統治的正當性,例如封建制、宗族制等;「法理型權威」的統治合法性則建立在現代法律、理性與科層制基礎之上;「魅力型權威」的統治則基於被統治者對領袖之個人崇拜,毛澤東、希特拉等一般被歸類為第三類,但這劃分近年受到越來越多挑戰。

信報財經新聞,2015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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