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Bloody Sunday:北愛爾蘭神曲

近日一份英國解密檔案顯示,在港英管治晚期,有北愛爾蘭官員曾「認真考慮」一位學者的建議,讓全體香港人移居北愛;媒體報導後,當事人又說這只是「英式幽默」。無論這建議有沒有可行性,純粹藝術創作,想像全體香港人真的移民當時的北愛爾蘭,確實具有相當創作空間,因為他們會無可避免捲入北愛抗爭的前線。今天的香港人只認識《海闊天空》,但假如他們住在北愛,就不得不認識北愛抗爭神曲:《Sunday Bloody Sunday》。

這首歌來自愛爾蘭搖滾樂隊U2在1983年推出的專輯《War》,開宗明義指涉1972年北愛衝突高峰期爆發的「流血星期日」(Bloody Sunday)鎮壓事件,成為英國「北愛爾蘭問題」(The Troubles)年代的流行文化標記,被不同媒體評選為史上最經典抗爭歌曲之一。要了解這首歌,就得對北愛問題有基本了解。

北愛爾蘭由阿爾斯特六郡組成,原來於南愛爾蘭是一個整體。但在1918年英國大選,主張愛爾蘭獨立的新芬黨雖然贏得愛爾蘭整體七成選票,但在北部阿爾斯特九郡之中,在新教徒佔多數的六郡全線敗選。英國政府遂於1920年頒布《愛爾蘭仲裁法》,將該六郡劃為「北愛爾蘭」。1921年愛爾蘭獨立戰爭後,根據《英愛條約》,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自由邦」成立,但阿爾斯特六郡也引用條約賦予的自決權退出自由邦,留在聯合王國。此後北愛存在嚴重分裂,「聯合派」(unionism)、新教徒支持留在英國,「民族派」(Irish nationalism)、天主教徒一直尋求加入愛爾蘭。

1960年代末期,兩派爭拗愈趨激烈,雙方軍事組織持續爆發流血衝突,北愛政府尋求英國派軍維持秩序。「民族派」起初也歡迎英國駐軍,因為他們認為北愛政府和警察偏袒聯合派、新教徒。例如1971年訂立「未經審判拘留制度」後,共有350人被拘留,當中只有3人是聯合派新教徒。但他們對英軍的信任迅速崩潰,正是因為1972年1月30日爆發的「流血星期日」事件:當時英軍武力鎮壓脫離大隊的遊行人仕,並向人群開槍,造成12人死亡,多人受傷,據目擊者證供,英軍當時瞄準遊行人仕、救援人員及記者,而他們並沒有手持武器,並且正向安全地點逃離。事件令「民族派」對英軍失望,兩派衝突更加激烈,英國政府遂於1972年解除北愛自治權,「民族派」的愛爾蘭共和軍(IRI)則成為冷戰期間最著名的恐怖組織。

《Sunday Bloody Sunday》一曲,正是以這背景寫成。由於事件是「民族派」的反英里程碑,令U2一度被認為是共和軍的支持者,但這樣的激進標籤,並非一隊流行樂隊希望得到的。北愛爾蘭亞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Ulster)社會學教授Bill Rolston曾經撰文分析,指U2當時也意識到這一點,因此在其後表演中,刻意宣示反對激進行動的訊息,以免落入「聯合派」和「民族派」的二元對立,只集中提出追求和平的理念。

例如,在每次現場演唱《Sunday Bloody Sunday》前,主音Bono都會口號式的、有點此地無銀地聲明:「This is not a rebel song」。U2後期演唱會總有一幕,Bono撕爛愛爾蘭橙白綠三色旗幟,只留下象徵和平的白色布條披在身上。《Sunday Bloody Sunday》歌詞第一句原為「Don’t talk to me about the rights of the IRA」,後來也改作「I can’t believe the news today」,令歌曲傳遞厭倦北愛兩派衝突的訊息更加強烈,同時與激進共和派劃清界線。Niall Stokes在《U2: Into the Heart: The Stories Behind Every Song》一書中,指「《Sunday Bloody Sunday確實是一首抗爭歌曲--反抗的並非北愛各派系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各方之間似乎永無休止的暴力衝突惡性循環》」。這樣的訊息,不但拯救了這首歌的命運,也令它成為搖滾長青之作。

但無可否認的是,U2在云云搖滾樂隊當中,是最具政治、社會意識的代表之一。他們發表的包括《Sunday Bloody Sunday》在內的不少作品,都圍繞當時英倫三島上的政治、宗教、體制紛爭,成為一個時代英倫、愛爾蘭政局的流行文化標記。U2成名並登上神壇後,也刻意在北愛問題上發揮文化、政治影響力,最著名的是在1998年英國和愛爾蘭簽訂締結北愛和平進程的《貝爾法斯特協議》(Good Friday Agreement)前夕,正在貝爾法斯特演出的U2,邀請各黨派政客上台呼籲民眾支持協議,締結聯合和民族兩派政黨大和解,確實也貫徹了《Sunday Bloody Sunday》中終止兩派鬥爭的訊息。

其實U2的社會參與,可謂一以貫之。早在1986年,U2已聯同其他愛爾蘭樂隊、音樂人,在都柏林籌辦了一場名為「Self Aid」的慈善音樂會,旨在協助當時愛爾蘭接近廿五萬的失業人口,歷時14個小時的音樂會,數百萬英鎊收益成立了失業基金。其後,U2以樂隊或成員個人名義參與的慈善事業,更衝出愛爾蘭,不時與國際特赦組織、綠色和平等合作,參與國際慈善音樂會、探訪活動,以至成立基金等。2001年,U2發表《Walk On》,獻予當時仍被軟禁的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2003年,成員Bono與the Edge參與由南非前總統曼德拉號召的「46664」音樂會,呼籲各界關注南非愛滋病。2006年,Bono先是有份創立「Product Red」品牌,連結Nike、可口可樂、Apple Inc.等跨國企業,為全球對抗愛滋病基金(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籌募經費;後來又創辦非牟利團體「ONE Campaign」,拯救非洲以至全球的赤貧人口。假如有一個「樂壇和平獎」,今天的Bono,絕對是大熱。

《Sunday Bloody Sunday》的演化歷史,透視了一個真理:一首長青的抗爭歌曲,總不能只應用在單一場景,也不能只針對單一群組,否則只會被種種排他性強的激進組織利用。仇恨與大愛、自私與無私,從來是一線之差,U2和Bono的成就,正正是佐證。問題是,假如全體香港人出現在當時的北愛,又會怎樣領略這首神曲呢?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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