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倫搖滾樂隊Muse的國際觀

英倫搖滾樂隊Muse正進行亞洲巡迴演出,剛到過香港,而不少Muse的樂迷都有相當國際視野,因為他們歌曲政治社會意識之包羅萬象,在當代樂團中,恐怕無出其右。

Muse不少曲詞都出自主音兼結他手、鍵盤手Matt Bellamy,而他對各種陰謀論、超自然理論、末世預言,以至外星人、神學等都有濃厚興趣,加上有親人在伊拉克戰死,令他有一定反戰思想,自稱「左傾自由意志主義者」。這些素材,令Muse不再像剛出道時那樣,被批評為曲風過於近似Radiohead,帶詭異的政治性、社會性,反而成了他們的標籤。

以Muse最著名的歌曲《Time Is Running Out》為例,歌詞就充斥了對世界末日的想像,題材是冷戰時期的核軍備競賽。此曲的MV場境,居然是個雲集國際軍方高層的秘密會議,在MV尾升,軍官們開始歇斯底里地跳舞、爬行,重演了史丹利寇比力克(Stanley Kubrick)著名電影《D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的一幕。《Dr. Strangelove》拍於1964年,是諷刺冷戰國際政局的黑色幽默喜劇,講述一個精神失常的美國空軍指揮官私下派遺一批戰機,飛赴蘇聯,準備投擲核彈;蘇聯立即警告美國,指其有「末日裝置」,一旦境內發生核爆,會自行啟動且無法終止,破壞力足以毁滅地球。最終美蘇聯手擊落戰機,但其中一架還是成功投出一顆核彈;末日即將降臨之際,前納綷德國人、現已為美國總統幕僚的Dr. Strangelove,提出冷戰版本的「諾亞方舟計劃」。雖然Muse成長的時代冷戰已終結,核戰彷彿又遙遠起來,但在陰謀論的世界,還是天天有狂人狂想,他們可以是金正恩、也可以是喬治布殊,這正和Bellamy的世界觀暗合。

Bellamy最關注「幕後黑手」一類陰謀論,而原來在不少英倫新一代眼中,「黑手」一般離不開美國政府,儘管英國首相貝利雅是近年最親美的英國領袖。2006年,Bellamy接受媒體訪問時,直指「9/11事件」是由「幕後黑手」操控,形容事件是「inside job」,指自己看過大量證據,都指向「9/11事件」在華府默許下發生,甚至可能是華府自導自演。他又提到,1990年代有一份由新保守主義人仕撰寫的「文件」「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 Century」(PNAC),裡面清楚寫道:「我們(美國)需要一樁珍珠港級別的事件,為我們侵略中東提供出師名義,」認為文件是喬治布殊的「9/11劇本」的主要參考。

在現實世界,PNAC是在1997年成立、至2006年解散的美國外交智庫,確由新保守主義人仕組成,以「推動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為宗旨,相信「美國若能成為全球霸權,對本土和全世界都是最好的結果」;而PNAC早在克林頓時期已經聯署公開信,建議華府取締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只是未有主張恐怖襲擊自己那麼誇張而已。聯署始創該智庫的25人當中,有至少10人後來加入了小布殊政府,包括副總統切尼(Dick Cheney)、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副部長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等,換言之,PNAC也主導了小布殊政府的外交和軍事策略。相信美國政府陰謀論,就成為Muse這隊英倫樂隊的重要理論基礎;他們另一首作品《United States of Eurasia》,講述美國需要歐亞能源,據Bellamy本人解釋,「理論基礎」更是著名國際關係學者、曾任卡特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的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名作《大棋局》!儘Bellamy本人在2009年接受《Rolling Stone》雜誌訪問時,又反口指自己不相信「9/11事件」是「inside job」,但相信只是不希望捲入微觀政治、以免被政客利用的頭盔而已。

2009年,Muse推出大碟《Resistance》,Bellamy提到主打歌曲《Uprising》表達了自己的政治見解,這次靈感來自美國作家John Perkins的暢銷書《一個經濟殺手的自述》。Perkins在書中解釋所謂「經濟殺手」(Economic hit men,EHMs)是一群領受跨國企業、國際基金組織豐厚薪水,運用各種政治和經濟手段操控第三世界的專業人仕,而這些跨國企業、組織由華府在背後操控,分擔華府不方便出面處理的任務。如是者,第三世界國家在接受財政顧問服務、經濟援助的同時,也淪為美國的經濟附庸。Perkins指,在美國政府和跨國企業串謀的龐大利益複合體底下,全球各地響應着美國的「經濟帝國主義」,而全書其實就是Perkins的告解,因為他早年就在美國一家經濟顧問公司當「經濟殺手」。此書出版後大為暢銷,也惹來不少批評,例如《華盛頓郵報》專欄作者Sebastian Mallaby指此書充斥大量能令大眾入勝的陰謀論,但其實毫無根據,更指Perkins對環球金融的認知基本上是「一場夢」。此書涉及的「經濟帝國主義」、幕後黑手陰謀論,又符合Bellamy的口味,他曾說的金權政治的「議員說客」(lobbyists)對政客以至整個政治制度的影響力過大,「當人握有愈大的權力時,總會對公眾的意見置諸不理」。說話似曾相識,因為這張大碟開宗明義還要向George Orwell的經典政治諷刺小說《1984》致敬。Bellamy平日愛讀哪種書,清晰不過。

冷戰終結後,另一個世界末日想像源於虛擬世界的崛起,不少流行文化作品都描述機械取代人類、統治地球等人類文化沒落的想像,這也是Muse那杯茶。2015年6月,Muse推出第七張大碟《Drones》,早在一年前,Bellamy已在Twitter預告,這張大碟會以「第三次世界大戰」作為題材,一個核心訊息,是以機械、電腦程式主導的新型戰爭。Bellamy後來接受訪問,直言美國使用無人機投入戰爭(主要針對也門的反恐),對他來說是末日先兆:「當人們開始接受將生殺大權交由電腦執行,就進入了《未來戰士2》的世界。這件事相當嚇人,但大眾似乎未有意識到這個問題」。這個主旋律,成了最新大碟的政治基調。

事實上,幾乎一半以上的Muse的歌曲,都有一定政治意識,例如《Survival》、《Knights of Cydonia》等,不過近年Bellamy多次表示不希望歌曲被「政治化」抽水,暗示他的歌詞比單純的「抗爭主題曲」更有內涵,不是簡單直白的左翼世界所能輕易涵蓋。因此,Muse既得到大量左翼青年的忠實支持,又能打入其他群組,甚至對被其批判的對象而言,從歌曲也得到神秘學的快感,這不得不說是Muse同時兼顧社會化與商業化的最高境界。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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