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杜葉錫恩

香港政壇元老杜葉錫恩以102歲高齡辭世,一生傳奇,不容易以任何片面的單一觀點理解。她是我從小十分敬重的人,曾在大學時代拜訪她,至今保留著當時合影,和她相贈的一叠自行整理的打字機文件複本,彌足珍貴。我從來相信,非黑即白二分法只是愚民手段,把她標籤為「民主」或「親中」都是無意義的,唯有從國際關係的角度還原她的一生,才能理解這類歷史人物的心路歷程。

 

葉錫恩民望最高的時代是六十年代,她以「來自英國的人民喉舌」身份廣為人知,也是1966年天星小輪運動的集體偶像。假如那時候有任何一人一票的行政長官選舉,她很可能眾望所歸當選。然而在當時的上流社會,一直對她的身份存有懷疑,這在我近年對六十年代人物訪談中多有顯示,例如個別社會賢達私下曾懷疑她是否英國共產黨員;熟悉左派組織和英國政治運作的陶傑,也數次在文章有相關暗示,內容相當翔實。根據前港英政治部特工「羅亞」的回憶錄,葉錫恩和另一名當時的英籍親民政客貝納祺,都是重點監視對象。

葉錫恩是否接觸過英共,其實並不重要,我從來相信,這類問題是無意義的,只是當時英美反共獵巫的條件反射。反正她一生走的路,和抱持的情懷,和加拿大共產國際白求恩等典型「國際友人」,並無二致。她坦言相信共產主義,不過不是蘇式共產主義,而是被改良後的社會主義而已。須知英共成立後是第三國際成員,鼓勵成員走向國際,和蘇共走得很近,中蘇分裂後依然傾向蘇聯。而葉錫恩從小在英國東北部工運大本營紐卡素長大,自小流露對社會主義的同情,第一任丈夫是傳教士,曾以為教會是實踐理想的平台,因此走到中國傳教,卻對教會的官僚主義失望,又對遠東殖民地的社會狀況感到震撼,於是留在香港,成了香港街頭運動先驅。這種經歷,在英國殖民部或情報官僚眼中,不以國際共產主義的角度懷疑,才是奇怪。

雖然葉錫恩對港英殖民地強烈批判,但到了「六七暴動」或當事人自稱的「反英抗暴」,不少左派群眾希望她作為「六六反殖英雄」公開支持,而她堅持不表態,反映她雖然不喜歡殖民管治,但那時候也不支持中國提前收回香港。在國際關係角度,美國、蘇聯、乃至各地共黨說的是一套,卻都不希望六七成功,都需要香港作為灰色地帶,繼續和當時完全封閉的中共交往。在港英立場而言,以葉錫恩當時的聲望,這姿態幫了大忙,避免了和中共沒有聯繫的普通群眾、乃至同情群眾的開明賢達,也倒向六七左派的一邊。自此港英發現,葉錫恩雖然「麻煩」,但也是可以合作的對象,後來她有直線電話聯繫港督麥理浩,廉政公署成立前她在民間發聲甚多,顯示了即使和殖民政府的交往,她也不是鐵板一塊的。

假如葉錫恩沒有來香港,而是到了新加坡,會怎樣看李光耀?會認為新加坡應獨立、歸馬來西亞還是甚麼?這是很有趣的平行時空問題。但她畢竟在香港,自從認識了第二任丈夫杜學魁、也就是一位以追討對日索償為畢生職志的民族主義者以後,就從來沒有質疑過香港屬於中國一部份,相信何時回歸只是技術問題。到了中國改革開放後,蘇聯逐漸崩潰,葉錫恩的典型共產國際世界觀,自然認定中國成了西方「新殖民主義」的頭號顛覆對象。

這樣的國際觀,遇到英國派全國最傑出政客之一的彭定康來港任末代港督,而與北京鬧得很僵,她自然認為這是刻意搞的小動作,和前數任港督建立的互信瞬間消失。與此同時,香港的民主派、或反對派在六四後,出現了「意識形態壓倒民生」的質變,這也不為葉錫恩的國際左派認知接受。在訪談期間,她不斷稱對方為「所謂民主派」,認為司徒華為首的一派作風獨裁,而又出賣民生,相信北京比香港的反對派更有mandate,更懂得管治,也更能警惕西方和財閥的弊病。

不少建制人口中說這一套,心裏毫不相信,但葉錫恩完全表裏如一。她被一些媒體標籤為「晚年逆轉」,這完全是誤會:無論是否認同她個人的價值觀,她幾乎是香港歷史上最consistent的政治人物,甚至是20世紀其中一位最consistent的國際左派。我從來相信,世上沒有任何一套理論、一套管理模式是全天候準確的,任何論述在合適時候,都可以成為救世良方;在不合適時候,都可以禍國殃民。葉錫恩在香港歷史上最需要她的時候,令香港社會種種不平事結構性減少,而在最高壓的殖民時代,一個普通華人,是不可能有如此能量的。單是這一點,已值得她在香港歷史上佔重要一席位,而且無可替代。

小詞典:天星事件

1966年,香港天星小輪宣布加價五仙,引發市民上街抗議,演變成「騷亂」,港英派軍警鎮壓,造成1死18傷、1800人被捕。當時青年蘇守忠穿上「支持葉錫恩」外套絕食,成為新聞人物,葉錫恩也成為抗爭人士的偶像。一年後發生「六七暴動」,葉錫恩嚴守中立,只要求港英政府善待政治犯。

信報財經新聞,2015年12月10日

發表迴響

Up ↑

%d 位部落客按了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