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ine:各取所需的運動聖樂

談起富社會意識的音樂,約翰連儂(John Lennon)的《Imagine》大概當仁不讓,是全球知名度最高、也最「user-friendly」的神曲。對連儂這位原作者而言,《Imagine》內容簡單直接,就是反宗教、反民族、反常規、反資本主義,從而達到世界和平。1971年,連儂接受《花花公子》雜誌訪問時,解釋「Imagine」一字是就受其第二任妻子小野洋子的詩《Cloud Piece》啟發,而他亦在《Imagine》專輯的背面,印上詩中一句「Imagine the clouds dripping. Dig a hole in your garden to put them in」致敬。這裏的延伸,就是說如果想像一個和平世界,而沒有宗教教派(並非沒有宗教,只是沒有「你的神大過我的神」這種概念),那就會成真,其實更像佛家對無名、無我的理解。

 

《Imagine》旋律簡單優美,令歌詞被廣傳,但行動從來是知易行難。由於當時連儂已名成利就,卻才開始抗爭生涯,同時又生活奢華,唱《Imagine》就如百萬富翁呼籲其他人想像「不要擁有」,令他常被嘲諷為偽善。有見及此,連儂有意在其後演出中將《Imagine》一句歌詞「I wonder if you can」改為「I wonder if we can」,這樣連儂就與大眾同在,而非「超然」於群眾,例如在《Live In New York City》就能察覺這改變。但在犬儒者眼中,始終認為連儂和「Sir」Paul McCartney一樣,依然是市場經濟的既得利益者,抗爭只是市場的新包裝。

《Imagine》的核心思想其實是超然於左右派的,但在歌曲走上神壇後,不同背景的群體都嘗試騎劫之,亦令連儂大感無奈。例如他曾憶述The World Church打算把歌詞改成「Imagine one religion」,讓信息完全改變而面不改容,最終自然不得要領。另一方面,左翼團體則傾向以連儂其他作品如《Power To The People》等比較《Imagine》,例如英國社會黨在其網頁指《Imagine》讓人們想像烏托邦:一個沒有資產、宗教、國族的和平世界,也就是一個「沒有僱傭勞動、資金和買賣的無階級經濟秩序」。其實,《Imagine》強調和平生活,既沒有人應被殺、也沒有人應為此而死,可算帶有「去革命化」思想,並非抗爭常客所理解的那杯茶。

然而,由於小野洋子掌握了「連儂學」的詮釋權,而她本人又明顯有左翼、乃至無政府思想,才令《Imagine》逐漸被界定為無政府主義的聖樂,兼反戰樣板曲。連儂在認識洋子後,也逐漸由年輕偶像,變成社運的中堅份子,深受嬉皮士歡迎,而嬉皮士文化又與無政府主義相連扣,更鞏固了連儂支持無政府主義的形象。於是,《Imagine》在七十年代開始,就經常出現在現在激進運動,與及各種反戰集會中,由反越戰到反以巴衝突都從不缺席。連儂也成了美國中情局的「觀察」對象,一直有陰謀論指他的死,其實是中情局策劃云云。

其實《Imagine》經典之處,正是在於無限的詮釋空間,不同人都能根劇自己的理解、需要的場景,自行詮釋每一句歌詞。踏入21世紀,其他社會議題紛紛以《Imagine》為主題曲,例如2009年,Lady GaGa在華盛頓一個人權運動翻唱了《Imagine》,藉以支持同性婚姻,關連就是歌詞帶出那「沒有任何隔閡」的大同世界,理應包括性取向。《Imagine》亦成為世界兒童基金會、世界和平日等的主題曲,基金會更以捐款人錄製自己版本的《Imagine》籌款,關連就是「和平」。今年1月,為悼念《查理周刊》事件的17名死難者,法國民眾舉行團結大遊行,超過二百萬人和40個國家領袖走到巴黎街頭,與會者高唱的又是《Imagine》,因為遊行希望帶出「團結所有人」的信息,無論是穆斯林、猶太人、基督徒或是佛教徒「都是人類」,而沒有人應被殺,關連自然是「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值得注意的是,《Imagine》是少數在西方流行之餘,也能打進東方社會的社會性音樂。在今年新加坡大選,筆者就多次在反對黨陣營的集會聽到這首歌,新加坡最大在野黨工人黨的宣傳短片,正正起用了《Imagine》。在新加坡工人黨的演繹下,《Imagine》走出了宗教、左翼和無政府主義的範圍,被突出的只是「Dreamer」和「You may join us」。例如工人黨吳佩松在9月9日集會上演說,以他自己的對新加坡的遠景和《Imagine》兩句歌詞作結,強調的「Dream」,就是新加坡人能在新人口政策中維持權益,同時能有穩定工作,去置房、供養家庭、和以自己的國家為榮:「You may say I am a dreamer, but I am not the only one. Join us in two days’ time, and Singapore can be as one! 」這樣的演繹,恐怕連儂再生會大搖其頭。但放在新加坡的保守政治環境,卻已是十分突破。

在文本研究的理論當中,素有「作者已死」的說法,即文本脫離作者,難免會被大眾作不同的詮釋,就正如《Imagine》在國際間不斷被演譯出不同意義,無論是被誇大還是騎劫,有呈現出各個社會背景與文本之間有趣而獨特的連結。

相較下,向來「國際化」的香港人卻似乎對本土以外的音樂越來越不感興趣,無論是《Imagine》,還是其他許多經典的國際音樂,都難以得到社會各階層廣泛共鳴。事實上,《Imagine》那種超然於左右派的核心思想,在今天的香港社會或者可以帶來一點獨特的啟示。無論《Imagine》的歌詞可能被視為對社會兩極分化的控訴,還是宣揚「離地」的包容精神,只少能衝破本土音樂才能盛載本土議題的狹獈。究竟香港的下一代還會否懂得《Imagine》,就難說了。

沈旭暉/梁振嶽

Breakazine,201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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