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豐二年:「西藏一國兩制」與香港

上週我們談過陳冠中平行時空小說《建豐二年》的國際關係觀,不過留白了最有趣的一個章節未談。那是講述西藏的一章,不少內容暗合筆者曾在學術期刊提出的「烏克蘭模式」、「梵蒂岡模式」、「芬蘭化」等概念,令人讀得十分興奮。

所謂「烏克蘭模式」,是指在冷戰時代,蘇聯在聯合國擁有三票,屬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烏克蘭、白俄羅斯也是聯合國獨立會員,開啓了主權國家在聯合國的灰色地帶;所謂「梵蒂岡模式」,指墨索里尼通過賦予教宗象徵式的土地,讓梵蒂岡成為意大利境內的微型主權國家,意大利卻得到天主教廷的全球影響力,令國勢大增;所謂「芬蘭化」,則是指北歐國家芬蘭抵抗了蘇聯兩次入侵後,以保持中立、避免變成反蘇基地、取締境內反蘇言論,換取蘇聯不再進逼,最終避過成為共產國家的下場,更躋身全球最富庶國家之列。

這三個模式到了陳冠中的小說筆下,有甚麼發展?根據他的寓言,國民黨勝出內戰、統一中國後,依然需要解決西藏問題,中國民族主義已成熟,不可能容許西藏維持實質獨立狀態。但國民黨對宗教相對寬容,漢藏高僧會在兵戎相見前,召開「全國祈福大會」,製造和談氣氛。在現實世界倒向中共的阿沛阿旺晉美,會代表西藏和國民黨談判,最終也談出類似現實世界的「西藏十七條」,實質上就是「一國兩制」。

在陳冠中筆下,一方面,由於國民黨依然充斥派系主義,強行改變西藏內部結構的動力比共產黨低,令西藏人民反抗「大漢族主義」的情緒比現實世界來得弱。

另一方面,由於國民黨是美國、印度盟友,達賴喇嘛要令西藏避免成為反華基地,也比現實世界容易,國民黨就沒有口實改變一國兩制(「芬蘭化模式」)。雖然雙方的民族主義者都希望撕毀協議,但隨著西藏逐漸現代化,達賴喇嘛的全球影響力也加強了中國軟實力(「梵蒂岡模式」),中國則明白到讓西藏以非獨立形式出現在國際舞台,對自身也有好處(「烏克蘭模式」),雙方達到雙贏,「一國兩制」成功落實,更成了解決新疆問題、香港問題的樣板。

這樣樂觀的結局,自然是陳冠中的一廂情願,那從國際關係理論角度,出現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首先,國民黨在西藏強行推動土改、漢化等的意欲,確實比共產黨低,也更懂得利用宗教建立軟實力(可參見隨國府遷到台灣的蒙古章嘉活佛的待遇)。但就算民族矛盾局部解決,達賴喇嘛願意跟隨全國政制,破壞一國兩制的土壤依然存在,因為激進民族主義總會與地方上的「非既得利益派」結盟,希望通過改變體制,爭取自身利益。就算西藏權貴多麼小心「芬蘭化」,避免觸怒中央政府,新一代是不容易接受的,只要手段高壓,就會惹來獨裁、反民主的批評,在全球化時代,難免出現民主化、本土化互為表裏的運動,也難免和境外意識形態有所互動。那時候下場如何,還在兩可之間,不能盲目樂觀。

這一節表面上說西藏,其實處處隱喻香港。儘管筆者對平行時空的「西藏一國兩制」未如陳冠中樂觀,但也相信的確有成功機會,現實的香港「一國兩制」就不然了。根據作者思路,假如北京和香港都懂得上述三個模式的智慧,互不走極端,一方在非核心利益範疇向中央讓步、不予強硬派口實,另一方發現保留境內不同制度對國家的長遠利益,「一國兩制」就不會弄至如斯田地。問題是,是否香港人懂得「芬蘭化」,就能得到「善終」呢?

香港的「一國兩制」設計,和西藏最根本的不同,就是沒有一個有認受性的「agent」,能代表香港和中央博弈。達賴喇嘛在西藏一錘定音,要控制內部激進勢力也好、對中央妥協也好,起碼有機制處理。更重要的是,「西藏領袖怎樣產生」這問題,本身不是一個爭議問題,因為達賴喇嘛即使只當精神領袖,只要中央不硬來,影響力也能體現。

但在香港,即使是中英談判期間,中方已不斷強調沒有香港人代表,不搞「三腳凳」。本來中英有「直通車」,預計了第一任特首是「親英」的,這人或許還能稍稍討價還價,但偏偏直通車拉倒,特首被看作中央代言人,民間領袖則沒有相應地位,任何香港人都可以被演繹為「代表香港部分聲音」,自不可能和北京有效博弈。香港的最大爭議,偏偏是如何選出領袖,這問題是一地權力何在的核心問題,就是在民主國家,寫出來的往往也是虛的,實際上只能以角力解決。既然回歸前沒有解決,就是暗示以二十年後的力量對比來解決,這只會令中央對香港充滿控制欲:香港一旦出現新領袖,由下而上得到權力,中央強硬派眼中的不可測性就大了。

中英談判的最終結果,居然讓這個關鍵問題按下不表,製造了一場「如何產生領袖」的博弈,讓強調國家利益、舉國體制的中央在一方,讓沒可能有領袖、沒有籌碼、不能有外援的港人處於另一方,「到時先算」,在國際關係角度看來,其實是很不負責任的,悲劇在中英談判後、主流民主回歸派一致擁護之時,就幾乎註定產生。可惜,那不是平行時空,卻是我們的現實。無論務實也好、激進也好,也難令歷史推倒重來,正如《建豐二年》畢竟是「新中國烏有史」。看看小說內的風雲人物,像1968年拿諾貝爾文學獎的老舍,在現實世界的1966年有何下場,才最震撼。

小詞典:「梵蒂岡模式」

羅馬天主教廷原來直接管理意大利半島一大片土地,稱「教皇國」。意大利統一戰爭期間,教皇國被兼併,教宗為表抗議,依然住在羅馬城內處理宗教事宜,拒絕承認意大利獨立,依然與世界各國保持外交關係,成了「羅馬問題」。1929年,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政府與教宗簽訂《拉特蘭條約》,意方承認梵蒂岡主權獨立,給予經濟援助,讓梵蒂岡主導教育,換取教宗承認意大利獨立。條約令雙方影響力都有所增加,被視為墨索里尼前半生的最重要成就之一。

信報財經新聞,2016年1月11日

延伸閱讀: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假如國民黨戰勝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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