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夫人的軟實力

中國外交近年越來越重視軟實力,雖然舉國體制的作風不可能改變,與西方學者對「軟實力」的著力始終不同,但畢竟是進步。其中一個最明顯的軟實力運動,就是大幅加強第一夫人的外交角色,這固然有人的元素,但也有制度考量。

西方學者大多認為「第一夫人」這稱謂源自美國,其實中外封建王朝「母儀天下」的王后也是第一夫人,不過最擅於以第一夫人作為外交武器使用的,還是首推美國。由於美國憲法和政體並無「第一夫人」之權限設定,但所有禮儀都有她的存在,無形中,「第一夫人」就成了超然的身份,既能代表總統出席活動,又能以「個人身分」拉攏民間團體,這種心照不宣的模糊化,乃有意為之的。美國雖然被宣傳為民主、自由代言人,其實獨立戰爭和革命都是「保守的革命」,精英對歐洲王朝的貴族文化依然嚮往,某程度上,第一夫人正是填補了民主社會的王朝功能,影響力有時甚至比總統還要持久。而且在醫療、教育、婦女權益一類社會民生議題上,第一夫人的發言往往有試水溫的效果,這是官員難以取代的。

在美國歷史上,最成功的第一夫人首推小羅斯福總統夫人艾莉諾(Eleanor Roosevelt),習近平夫人彭麗媛似乎也以她為榜樣。作為美國歷史上任期最長的第一夫人,艾莉諾通過參加國內公民社會,累積了個人威望,在二戰期間,說服丈夫接納來自歐洲的大量猶太難民,並以「紅十字會代表」身份單獨出訪英國,慰問聯軍軍事基地,成為美國史上首位單獨外訪的第一夫人,所到之處,對宣傳美國的包容形象、未來希望,大有幫助。羅斯福死後,繼任的杜魯門有見艾莉諾的高民望,委任她擔任美國駐聯合國代表,隨後她更出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主席,主持了《聯合國人權宣言》起草工作,令她被頌揚為「世上最受尊敬的女性之一」,身後極盡哀榮。

彭麗媛成為中國第一夫人前夕,獲世界衛生組織任命為「結核病和愛滋病防治親善大使」,這身份似可與艾莉諾在紅十字會的角色相提並論;201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委任彭為「促進女童和婦女教育特使」,強調其個人身份,令中國第一夫人和艾莉諾一樣,在聯合國得到自己的舞台。值得注意的是,彭麗媛在中國媒體出現時,有時被刻意強調的並非「第一夫人」,而是上述國際頭銜。這些頭銜,自然不會是從天而降的,而是中國日益重視第一夫人這「制度」的結果。2015年,中國公佈了第一份《公共外交藍皮書》,首次專門述及「第一夫人公共外交」這概念。海外媒體更報道說,習近平辦公室已設立「彭麗媛辦公室」,負責統籌國家主席的海外形象,雖然具體運作不詳,外間也難以核實,但中國希望將第一夫人的存在制度化,已十分明顯。

海外第一夫人的資本主要有兩類,艾莉諾基本上屬於「制度型」,靠的是以個人毅力配合制度、再爭取制度認同,從而獲得超越制度的影響力。另一類則有強烈個人魅力,往往成為第一夫人前就是公眾人物,典型例子是阿根廷的貝隆夫人。彭麗媛特別之處,在於兼有兩者的作風,除了前述找到艾莉諾的影子,也有貝隆夫人的風範。在阿根廷,貝隆夫人至今被視為「國母」,她除了以自身的貧苦出身凝聚了貧苦大眾,還有獨一無二的外交功能:事源阿根廷二戰時奉行「第三道路」外交,其實傾向軸心國,戰後幾乎被孤立,加上貝隆將軍的背景也不獲西方信任,直道貝隆夫人在1947年訪問歐洲,引起轟動,被歐洲媒體稱為「阿根廷玫瑰」,國家才重返國際舞台。這段經歷被改編成眾多音樂劇,相信大家耳熟能詳。

彭麗媛同樣是歌手出身,被視為中國當代民族美聲唱法的代表人物,成名作《在希望的田野上》被視作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社會文化思潮的標誌,這份履歷,是其他第一夫人難以比較的。正是由於彭麗媛有其文化素養,在陪同習近平外訪時,得分不少,頗有昔日蔣宋美齡的效果。雖然彭的英語水平未及在美國留學、長期生活的蔣夫人,但音樂是其獨特優勢,例如她曾在俄羅斯軍人面前,以俄文唱出俄羅斯民歌《紅莓花兒開》;到海外造訪孔子學院時,也會親自指導演唱技巧,就頗顯功架。

昔日毛澤東夫人江青也是演藝人出身,對藝術的造詣其實也不俗,也希望通過樣板戲宣傳紅色中國,更嘗試過向外國學者軟銷自己的情史,不能說沒有意識到軟實力的重要性和自己的獨特優勢。但由於過份強調政治掛帥,加上她的個人身份也是一個政治競爭者,在國際舞台上,對中國的軟實力就毫無幫助。就如貝隆將軍在貝隆夫人死後再娶,「第二貝隆夫人」更曾短暫繼位成為元首,但普遍為群眾厭惡,除了因為缺乏魅力,也因為她代表的軟實力一旦由軟變硬,親身落場當政客,一切就截然不同,相信這是彭麗媛刻意避免的。

原載於亞洲週刊 201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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