騷靈教父James Brown與美國黑人身份認同

假如古典音樂反映品味和階級認同,流行音樂則更多結合各地日常生活的旋律、節奏和語言,往往是一個地方本土意識的迴響,而這種影響力,和音樂人的主觀意願是不一定掛鉤的。像香港在70年代以前,外來的國語、英文歌主導流行音樂市場,象徵着中華和西方文化的拉扯,直至許冠傑的粵語歌曲、羅文的《獅子山下》和一系列電視劇集主題曲在民間流行,才折射出香港人擺脫從中國大陸逃難南來的身份,開始以港為家的本土意識,但這是否他們的原意,則殊難斷言。這就像1960年代,美國黑人開始爭取社會地位和權利,其時「騷靈音樂教父」James Brown被指走向建制、乃至被激進黑人批評,但他的音樂依然成為確立黑人肯定自我身份的流行文化基礎。

James Brown的一生,是美國黑人向上流動的典型一生,近年被拍成電影,很值得一看。他嘗試一種以每個節音第一拍為重拍的節奏,將美國黑人傳統騷靈爵士樂、節奏藍調結合,加上獨特的舞步和演唱風格,開創了音樂類型Funk,成為60、70年代美國黑人音樂的標記人物,被視為一代宗師。其後的重金屬音樂、流行搖滾等,在節奏編曲上,多少都繼承了Funk的元素,而在2006年James Brown逝世後的追思會,「流行音樂天王」米高•積遜指James Brown是其「啟蒙老師」,自己5、6歲時在電視上看到James Brown的演出,立志要以音樂為終生事業。JamesBrown以及Funk的一些經典樂曲,今天依然是學打鼓時必學、必練的教材。

James Brown的音樂成就雖然毋庸質疑,但他的政治取態,卻經常讓人覺得矛盾。一方面,他成名後經常參與社會運動,例如在1966年,黑人民權領袖James Meredith遭白人槍擊入院,James Brown隨即加入黑人群體的示威遊行,又組織「馬拉松式」義唱,自此成為黑人民權運動在流行文化界的象徵人物。

不過,1968年開始,James Brown公開簽名支持民主黨的漢弗萊(Hubert Humphrey)競選總統,開始受到黑人黨派、群體的質疑,認為他為親近白人權貴而出賣黑人利益,黑豹黨當時就將James Brown的「Soul Brother No. 1」美譽,改為「Sold Brother No. 1」。加上當漢弗萊敗予共和黨尼克遜(Richard Nixon)後,James Brown卻在尼克遜的就職舞會上獻唱,此後在1972年總統選舉繼續為尼克遜站台,這些舉動,更惹人質疑他是在攀附政治權勢。無論支持漢弗萊還是尼克遜,都導致James Brown在黑人群體中成為批評對象;那些年James Brown在美國的大小演唱會,總有黑人團體到場示威或發起杯葛。尼克遜在大選挑戰漢弗萊時,拉攏反嘻皮士的保守主義選民的支持,矢呼維護美國傳統價值,原屬反叛象徵的James Brown繼續表態撐尼克遜,也輸掉了從前的基進民權形象,被認定是保守主義者,更被稱為「尼克遜的小丑」。

其實宏觀而言,James Brown倒向尼克遜陣營,也是可以理解的。尼克遜競選總統時,針對民主黨因越戰而民望處於低谷,發表了停戰政綱,而James Brown一直反對越戰,可算志同道合。此外,兩人都是徹底的「個人主義者」,在提升黑人地位問題上,均認為刻苦耐勞是黑人往上流動的最務實途徑。這大概跟James Brown兒時家境貧苦,曾以擦鞋賺錢幫補家計,後憑努力和才華在音樂事實發迹,成功攀上上流社會有關。James Brown後來的一首《I Don’t Want Nobody to Give Me Nothing》,體現着堅信黑人靠個人奮鬥、提升社會地位的「個人主義」。某程度上,James Brown傾向於一種白人、黑人各自分割的社會,但接受白人主導國家的現實;他認同黑人應建立一個孤立、自給自足的社區和體制,相信只有黑人能夠理解自身群體所需,白人根本無法與黑人溝通。

儘管James Brown的政治取態一度惹起黑人群體非議,但他的音樂後來依然被認為是黑人民權運動的流行文化標記,更重要的是,塑造了黑人的正面身份認同。須知1960-1970年代,正是美國黑人地位提升的轉折期,在此之前,政治上,美國雖早在1870年修改憲法第15條,賦予黑人投票權,但各州政府(尤其南部州份)一直設置一些黑人無法滿足的選民登記「門檻」,包括滿足財產、繳稅,甚至通過某些文化考試等等。經濟上,黑人平均收入只有白人的一半左右,1965年,43%黑人家庭活於貧窮線以下。經歷多場黑人民權運動,黑人爭取地位提升取得連串里程碑,包括通過《1964年民權法案》禁止美國境內的種族隔離措施、《投票權法案》取消前述的選民登記前提條件,讓黑人真正享有投票權。在這過程中,無論James Brown的政治取向如何,他的音樂亦從流行文化的面向,將黑人膚色從以往被白人醜化,扭轉成為黑人群體能自我肯定的象徵。他如《Say It Loud – I’m Black and I’m Proud》一曲,將黑色膚色重塑為黑人的驕傲,從身份認同上,成為了黑人敢於爭取與白人平權的心理基礎。

James Brown在黑人群體的地位,最能顯現於1968年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之後。行刺事件引發美國全國示威,尤以黑人最為激烈,演變成大小抗議甚至暴動。James Brown隨即在情況最為失控的波士頓舉行演唱會,並作全市電視播放,又多度發表講話,呼籲公眾勿以暴力行動回應馬丁路德金遇害一事,強調不應以暴力紀念一位深信和平的人,果然成功令黑人群體冷靜下來。波士頓演唱取得成功後,James Brown甚至在時任總統約翰遜的要求下,走訪其他示威城市巡唱,化解了不少民憤和動蕩危機。那時候,他已超越了激進和保守的標籤,成了憑音樂整合美國黑人的靈魂,這種軟實力的效果,豈是任何一個政客、一個政策足以落實?面對大環境難以改變之時,音樂、文化往往能產生驚人力量,最後水滴石穿,才發現力量的源頭。這些故事,或能給此刻彷徨的香港新一代一些啓示。

Breakazine,201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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