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女人-楊貴妃:唐代國際關係觀

不久前,在飛機上看了黎明、范冰冰主演的《王朝的女人:楊貴妃》,電影最有趣的卻是其「國際視野」:一切都由兩位代表「東羅馬帝國」的傳教士娓娓道來,不少內容也涉及唐朝對外關係。由於如何演繹古代國際關係,涉及今人的「真・國際觀」,這齣被認為以床戲作高潮的商業電影,就添上更多話提性。

唐朝管治階層的「國際主義」

電影強調唐朝的國際性,在管治階層,確實是存在的。從唐太宗至唐玄宗時期,大唐國力強勝,長安城是整個東亞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彼時唐朝自然未有今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下「主權國家」之概念,普遍視週邊國家為文化水平較低的異族,將自己視作漢人與異域的共主「天可汗」,唐太宗就說過「自古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但與此同時,唐人也接受與一些像東羅馬帝國(「大秦」或「拂菻國」)、阿拉伯帝國(「大食」)那樣的大國平起平坐,沒有如大清那樣夜郎自大。

自貞觀以降,在長安從事經貿文化活動的外國人(「胡人」)數量上萬,到了衰敗的德宗年間,在長安城購置田產的外國住戶還有四千,足見長安已是「亞洲國際都會」。最能反映唐朝上層社會對外開放程度的,大概是電影輕輕帶過的外籍官員:盛唐時,其數目居然上千,出任官位亦上達宰相。據《新唐書》統計,唐一代369個宰相中有18個異族人,例如有來自「安息國」者,即今日波斯。

制度化的「亞洲國際都會」

不過在上層社會,唐代的「國際主義」卻是制度化的。例如唐朝科舉制度設有「賓貢進士」,專門照顧外籍留學生在唐考試和錄取,進而出任官職。通過這途徑任職的外國人中,以唐太宗時期的韓國人崔致遠、唐玄宗時期的日本人阿倍仲麻呂兩人最著名。崔致遠幼年在長安、洛陽求學,後中進士,在淮南等地做地方官,在華16年,為官之餘從事儒學研究和文學創作,後世稱為「東國儒宗」。阿倍仲麻呂則在玄宗時期隨日本遣唐使抵達長安,同樣考取進士,從「門下省左補闕」(七品官)一路晉升至「秘書監」(三品官),成了後人眼中的「中日文化友好大使」。這種制度,固然體現了唐帝的好大喜功,但畢竟顯示了中華文化兼容並蓄的一面。

此外,不少異域名門望族不須經過科舉,遠赴長安朝拜大唐天子,也會被朝廷授官。據史書記載,太宗時期,西域「結骨國」國王本人親赴長安朝拜,太宗賜其「右屯衛大將軍」一職,隸屬「燕然都護」,鎮守邊關。握實權的例子在唐玄宗朝更盛,多位名將皆是異國出身,例如哥舒翰是突厥人、仆固懷恩是鐵勒族人、高仙芝是高句麗人、白孝德是安西人。不過這「制度」卻是因人設事的,主要是玄宗的丞相李林甫為免邊境大將「出將入相」,對他構成威脅,情願用胡人帶兵,因為他們文化水平較低,難轉當文職。反而是電影中的反派楊國忠(而不是電影安排的楊貴妃前夫壽王李瑁),屢屢反對重用胡人而不加制衡,不過後世因為其裙帶關係,往往把其政績一筆勾銷。

唐代外交關係:與「東羅馬使臣」的交往

唐朝對外交往的盛況空前,不僅可從本朝外籍官員名單所見,亦可從唐代外交覆蓋範圍看出。盛唐不但與中亞諸國緊密交往,還與遠在歐洲的東羅馬帝國往來,因此電影的「國際視角」,倒是有宏觀背景的。清華大學歷史教授張緒山專門對唐朝和東羅馬帝國的往來做過考證:自貞觀至天寶年間,「拂菻國」先後向唐派遣使節七次,最初由拜占庭王室親自安排,後來由於阿拉伯帝國崛起,遣使多為中亞「景教徒」代完成。

拜占庭向唐派使的目的,一直為史家感興趣。當時阿拉伯帝國壯大,對拜占庭已構成威脅,而大唐一度大破突厥,威名在西域廣為流傳,因此有學者認為,拜占庭希望「聯唐抗阿」,這也是電影交代的背景。根據唐史所載,唐太宗無意遠征,但仍對遠道而來的使節多有賞賜,以表鄭重。電影講述唐玄宗對夾擊阿拉伯帝國同樣回絕,原因是擔心沒有了緩衝,就會和東羅馬帝國正面衝突云云。這說法符合現在國際關係的認知,但似乎不大符合當時情況:一來阿拉伯帝國剛崛起,拜占庭就算和唐朝西部軍隊合力,也不見得能滅掉「大食」;二來唐代到了玄宗時其實也走下坡路,即使未有安史之亂,也接連敗仗,高仙芝在怛羅斯之戰被西域各國擊敗,更令唐代失去西進的基礎。何況緩衝國的角色,已有西域諸國承擔(作為唐與阿拉伯的緩衝),唐朝的視野並未希望突破這範圍,和東羅馬的交往,似乎是純禮節罷了。

叛軍連吐蕃使節也殺:沒有外交豁免權?

唐代「國際主義」雖然盛行,卻直接導致安史之亂。叛軍首領安祿山、史思明都是胡人出身,安祿山本人可能是當時最有「國際視野」的人之一:他祖先是來自波斯的粟特人,母親是信奉祆教的突厥人,通曉多國語言,對西域各國各族的情況非常熟悉,對大食、大秦的了解,亦勝過玄宗;與此同時,他多次入朝,得玄宗信任,也對唐代外強中乾心知肚明。他的軍隊主力正是西域各部族,假如不是被灌輸了一些「大中華思想」,堅持要攻陷長安,而是率領胡人獨立建國,獨霸一方,歷史很可能改寫。

電影最有趣的「國際知識」,還是高潮這一段:話說楊貴妃拜東羅馬帝國傳教士為師,學習西方音律,而傳教士居然走到馬嵬坡,說要帶貴妃逃亡,說大唐軍隊不敢攻擊外國使節,否則就是攻擊東羅馬,概念儼然今天的「外交豁免權」。可惜這是一廂情願:「外交豁免權」遲於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中才確定,唐朝尚未有「現代外交」概念,國際關係只循「禮制」;即便古語云「兩國交戰,不殺來使」,具體操作也視情況而定。在馬嵬驛之變,忠於太子李亨的陳玄禮率禁軍護駕,在宰相楊國忠與吐蕃使者交談時,趁機將楊亂箭射死,居然連吐蕃使者也一併殺掉,可見外國使節不但未有免死金牌,反而是被攻擊的軟肋。民間傳說倒是相信楊貴妃逃往遠方,她走到日本的民間傳奇更是流傳至今。

然而,唐代的「國際化」能否由上而下、深入民間,其實頗成疑問,例如當時在唐朝傳教的任何外來宗教都強調「在地化」,建築也不敢仿效西方,以免引起敵意。這才是中華文明厲害之處:無論佛教、伊斯蘭教還是基督教,只要到了中國,保證改頭換面,融入民間的整體,似乎當時中華文化已和今人一樣,強調「不能照搬西方一套」。今日中國外交界談起「中國古代國際關係」時,樂此不疲,也就事出有因。

信報財經月刊,201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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