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16年:政治正確之死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異軍突起,這現象本身,比誰最終當選美國總統重要得多,因為那宣示了盲目服從「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年代已告終結。正如他競選時公開表示,美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政治正確」,而他本人「沒有時間去政治正確」,這句話得到普羅大眾的普遍掌聲,完全出乎傳統精英意料之外。

根據Philip Bump在《華盛頓郵報》對這詞彙的追溯,「政治正確」一詞最早出現於1934年《紐約時報》,指納粹德國要求新聞報道立場必須與政府一致;隨後在1950至70年代,「政治正確」被用於描述蘇聯政府對人民思想言論的管制。這些使用,都和今天截然不同:「政治正確」在媒體的頻繁出現始於80年代、尤其在蘇聯解體後,被左翼人士注入新活力,成了「反歧視」民權運動的標誌。

目前公認將「政治正確」一詞以「反歧視」語義使用的第一人,當屬美國新左翼社會運動家Toni Cade Bambara。她在《The Black Woman: An Anthology》一書中,批評男性自認為比女性更優越的觀念「政治不正確」,開啟了女性主義、社會運動將「政治正確」視為必要的先聲。冷戰結束後, 左翼人士提倡的性別、性取向、宗教信仰、少數族裔等平權運動,皆成為佔領「政治正確」高地的表現;與之立場相對的保守派則指責,左翼號召的「政治正確」實則壓迫了言論自由。儘管雙方大打口水仗,但在左翼精英主導的傳統學界、媒體、文化界,反對「政治正確」的聲音極難發聲,而「政治正確」的概念隨著民權運動在美國社會發展,深刻影響了日常用語規範。例如今天在美國正式場合講話中,對第三人稱表述通常都用「 he or she」,就是左翼女權運動的「政治正確」遺產。

特朗普的人氣暴漲,卻反映美國社會對「政治正確」充滿反彈,不少特朗普的支持者直接表示:他說出了長久壓抑於心、卻不敢挑明的話。

為甚麼美國人越來越對「政治正確」反感?

首先,「政治正確」這一概念,本身就缺乏清晰定義。根據一般左翼人士觀點,「政治正確」意味著言論、行為不冒犯社會中任何特定群體之利益;然而對「冒犯」這核心概念的理解,卻是不可能有客觀標準的。在美國歷史及當下社會,女性、少數族裔、非基督徒和同性戀者等,一度處於弱勢地位,他們要求免受歧視,自可理解;但「政治正確」的輿論壓力,卻不致力於在社會達成對某一共同規則的認同,反而日益將男性、白人等作為「結果」式參照。也就是說,一旦女性、少數族裔等在社會競爭中相對失利,就被認為是受到歧視。當「政治正確」的邊界在社會無限蔓延,以至於學校、公司錄取時,無論申請者能力高低,都傾向優先照顧女性、少數族裔等,「政治正確」就成了「逆向歧視」了。

人類的天性,從來存在追求優越、排斥他者的因子,而人性不是崇高的理念能改變的。由於社會永遠有相對的小眾,而對他們是否「政治正確」的待遇、乃至稱呼,都是主觀的,昨天的歧視用語、可以是今天的「潮語」。因此,「政治不正確」的爭議,只會永遠在人類社會存續下去。也就是說,假如有組織以「消除政治不正確」為己任,幾乎可以肯定與人類共存亡,這種「可持續抗爭」,很容易越來越小圈子化,不知不覺間脫離群眾。

當前「政治正確」在美國學術、媒體界的話語霸權,就讓大量美國人不勝其煩。例如早在1990年,德州大學將文學寫作課程作業題目從傳統文學經典換成「反歧視」、「平權」等政治色彩濃厚的話題,迅速引發教員間的爭議,不少教員認為教學內容和評判標準不應以「政治正確」為原則。然而,「政治正確」之風依舊席捲全美高校,在加州柏克萊大學這樣的傳統左翼重鎮尤甚,「女權」、「少數族裔權益」等話題,常年成為熱門研究課題,乃至教師課上言論一旦與「政治正確」理念不契合,都被批判。在媒體領域,對「政治正確」的輿論追求,導致了變相「自我審查」,任何「可能」讓弱勢群體「覺得」被冒犯的表述,都成為禁忌。如「殘疾人」這一稱呼被認為「政治不正確」,要改為「體能受挑戰者」,這類似乎是多此一舉的例子,讓不少美國人愈發認為「政治正確」,已成了象牙塔自我感覺良好的離地遊戲。

當「政治正確」的霸權地位蔓延至互聯網,而又有專業律師專門承接、乃至鼓動「政治不正確」官司,不少主流社交媒體和網絡平台為免麻煩,都不歡迎任何可能「政治不正確」的言論表達,甚至採取「刪帖」等手段對其噤聲,讓網民認為「言論自由」的底線,已受到根本挑戰。但網絡社群是由下而上的,不可能杜絕任何聲音,「反政治正確革命」,就是從互聯網興起,而他們的出發點,恰恰是保障自己的「言論自由」。從特朗普的六百萬網軍可見,群眾的反彈,原來已一呼百應。

「政治正確」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力,同樣不可小覷,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對 ISIS 的觀感即是一例。自 ISIS 興起以來,美國輿論反復強調「ISIS 不是伊斯蘭教」,無論媒體還是網絡平台上,都不將「伊斯蘭教」與 ISIS 聯繫。然而不少分析人士、乃至伊斯蘭研究專家都指出,ISIS 與傳統恐怖主義不同,本身與伊斯蘭教甚有淵源;如果一味追求「政治正確」、而忽視其宗教極端化的號召力,國際社會就不能制定出消滅 ISIS 的良方。當然,以上分析並不代表特朗普的「禁止穆斯林入境」一類反智言論合理,但ISIS 確是憑藉「哈里發」的宗教號召力呼風喚雨,影響力才得以席捲全球、才得以達到蓋達沒有的效果。假如連這也不敢談,卻是更不合理。至於研究非洲時,連「部落」、「酋長」也不敢說,更是左翼幼稚病人常犯的笑話。

在這情況下,一旦極右人士、或草根右翼群眾掌握了社會資源,必然會對左翼思潮進行更激烈的批判;而這一批判,肯定得到長期自覺遭受「逆向歧視」、又苦於不敢單獨發聲的民眾支持。特朗普自參選以來,幾乎打破了美國社會所有的「政治正確」禁忌,支持度卻一路躥升,共和黨乃至整個美國社會都因此陷於撕裂,這一點其實並不意外;真正意外的是他單靠「政治不正確」這一招,就能彌補自己一百種明顯缺憾,乃至掩蓋了其他國家裂痕,這對美國面對的種種真正挑戰,實在不是佳音。但這與其說是特朗普的責任,實在不如說是過去二十年左翼霸權的責任。變革發生了,就不能走回頭,類似場景,又何止於美國呢?

小詞典: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1965年美國總統約翰遜簽署的行政命令,要求政府機構招聘、大學收生等情況時,保障女性、少數族裔等弱勢群體申請人的機會,並要求各機構增加弱勢社群的從業人數。法案在美國勞工部和司法部監督下施行,然而一直有批評認為這一政策是對男性、白人等社群「逆向歧視」。

信報財經新聞,2016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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