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誠品:草根書店

每次在新加坡,都會到草根書店一走。從到它的老店獵奇似的搜羅那些年的反對派文獻,到現在的新店感受新加坡少有類似台灣誠品書店的文化氣息,都是一種心靈慰籍,而那地方的傳奇,更是值得廣傳。

草根書局的創辦人是新加坡華人作家英培安,祖籍廣東,幼年在新加坡接受華文教育,學生時代是一個「真・文青」,經常在各類報刊雜誌發表文學作品,創作詩歌、小說和戲劇,讀者群體以新加坡華人為主,也傳至兩岸三地。英培安的小說常常登上「亞洲周刊中文十大好書」年度排行榜,更三度榮獲「新加坡文學獎」,可謂當代新加坡華人作家代表。

英培安也和兩岸三地的華人作家一樣,有一種「知識分子作家」的身份認同,將「關懷社會」作為文學創作的信條。1970年,他初涉出版界,參與新加坡「左翼」出版社和書店的運作,直言新加坡政府不民主,乃至因此短暫被捕,反映了一代人的辛酸。隨後英培安的批評文字常常見諸香港、馬來西亞媒體,他本人亦一度旅居香港,從事專職文學創作。

正是這段香港的淵源,催生了「草根書室」的出現。英培安在香港期間,對本土文化特色「二樓書店」深感興趣,對偏離商業核心區、租金低廉、為特定顧客群體服務的經營模式頗為稱道,加上在旅港期間常往返台灣,認為文史哲書籍能在台灣流行、也可以在新加坡生存,便再度萌生出回新加坡開獨立書店的念頭。「草根書局」在1995年正式創辦,引進的書目都由英培安把關,以保文化品位與個人志趣相符,首批書籍就批發自香港三聯書店,還有一些自家印刷的星馬革命經典。我全屋的那系列藏品,包括那些年的星馬革命歌曲CD,幾乎全部都是購自草根。

然而,書室一直經營艱難,英培安以稿費和出版社兼職收入補貼,才能勉強維持。這裏有結構性原因,也有其他因素:在六、七十年代,新加坡政府高調打擊共產黨時,也衝擊了新加坡的中文書店,不少書店因為和馬共有疑似聯繫,被禁止營業,令「華文書店」有了一種「地下」色彩。加上新加坡的語言和教育政策傾向英文,導致華文閱讀市場不振,不少新一代都喜愛英文閱讀多於中文,而這涉及新加坡根本身份認同的問題。至於文青路線就是在香港,也不是能容易營運的窄路,文人的浪漫經營書店,往往出現市場錯配悲劇。

兩年前,隨著運營壓力增大,加上英培安一度身患重病,令他決定不再續租鋪面。草根書室前途未卜的消息一傳出,震動東南亞文化圈,最終三位「熱心讀者」出手合資,把書店接手過來,這幾位我都有數面之緣。其中林仁余、林永心都是媒體工作者,也是草根的老主顧,早與英培安熟識,情願辭掉工作,全職經營書室。第三位林韋地醫生是馬來西亞新生代,剛從英國學醫歸來,在本地診所工作,從前業餘也有寫作出版,據說是將作品送至草根寄賣時,與英培安一見如故,遂加入當「白武士」。這種情懷,在務實的星馬年輕專業人士當中,極不容易。

草根本來針對的顧客群體是教師、作家,但實際上,竟有九成顧客來自外地,如慕名而來的兩岸三地遊客、作家,還有馬來西亞華人,本地華人的消費意欲,可見一斑。近年來新加坡出現了較多來自兩岸三地的新移民,順理成章成了草根新的目標群組,但究竟是華人書店的佳音,還是沖淡原來東南亞華裔特色的死亡之吻,就要時間才能判斷了。假如草根能真正成為新加坡的誠品,不但是文化界的大事,對新加坡怎樣建構自己的身份認同,也會產生微妙影響。而這種改變,比單單觀察選舉議席得失,更潛移默化,是為水滴石穿。但假如有天草根要靠售賣「中國禁書」生存,不談政治風險,這也是品味庸俗化的開端,我們自然希望這一天不會到來。

小詞典:草根書店新店

草根書室舊店在橋北中心舊商場二樓,新店搬至武吉巴梳路,與「湘靈音樂社」等富於文化氣息的地標接近。新店採取多元化的經營方式,在實體書籍之外,添加講座展覽、烘焙館、咖啡廳等多種元素;書籍的選擇範圍也從文史哲類拓展到美食、繪本等,明顯借鑒了台灣誠品書店的經營模式,希望加強對文青社群的吸引力。

信報財經新聞,2016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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