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落遠東的亞美尼亞人

我們一般對猶太人十分熟悉,對猶太人流徙世界各地、又被納粹大屠殺的歷史也耳熟能詳,但對經歷近似的亞美尼亞人卻頗為陌生。其實他們不但在國際關係有獨特角色,和香港、新加坡等遠東華人社群,也有過一段被遺忘的淵源。

亞美尼亞位於亞歐大陸之間,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之一,冷戰後才獨立,人口約三百萬,然而海外亞美尼亞僑民就超過800萬,構成了「亞美尼亞身份認同」的主體,那個國家反而只是其中一個載體。這是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亞美尼亞人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境內遭遇了非常遭遇:亞美尼亞認為是有組織的種族滅絕,死亡人數高達150萬人,土耳其則認為是「戰爭正常行為」,抗拒國際社會使用「大屠殺」這字眼。但無論觀點如何,亞美尼亞人在土耳其帝國後期開始大舉遷移海外,逐漸形成今日遍佈世界各地的亞美尼亞僑民社群,乃不爭事實。

筆者年前曾到亞美尼亞一遊,全程幾乎沒有遇過一個中國人,這在中國已「大國崛起」的今天頗為罕見,但其實亞美尼亞和遠東的關係並不淺。和猶太人一樣,亞美尼亞人也以善於海外經商聞名,和歐洲殖民者同步涉足印度次大陸。早在1688年,亞美尼亞富商Khoja P’anos Kalant’ar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簽訂協議,承諾使用英國商船進行貿易,換取與英商在遠東地區平等的貿易權利。自此,亞美尼亞商人在亞洲的網絡以印度為基點,逐步隨著英國勢力向外擴張,向越南、新加坡、菲律賓、中國的通商口岸等,大舉發展進出口業務。在17至18世紀期間,亞美尼亞商人在東亞貿易取得顯著成就,當時不少歐洲商人甚至會穿著亞美尼亞傳統服飾,以期藉助後者的商貿聲望,開拓東亞貿易市場。

英國殖民香港後,亞美尼亞人也隨之進入,在19世紀曾形成了一個具一定規模的利益小圈子。當時在香港社會,亞美尼亞人的社會地位很高,可算僅次於殖民者英國人,這也是英國一貫國策:通過賦予其他族群一定特權製造「夾心階層」,作為與本地華人之間的緩衝。亞美尼亞人在港還是從事商貿,代表人物是遮打爵士(Sir Catchick Paul Chater)。遮打家族屬僑居印度的亞美尼亞移民,遮打本人於1864年赴港,隨即與已在港經商的猶太、印度裔商人沙宣、麼地等人結識,共同創業。遮打參與創立「香港九龍碼頭貨倉有限公司」和「香港置地」,躋身香港近代最成功的商人之列,並出任公職,成為香港首批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他本人和他在出任公職期間培訓的後生,都對香港近代經濟、社會民生發展作出獨特貢獻。處於香港商業中心的「遮打道」就是以他命名,不過今日已不大清楚這街道的亞美尼亞背景。

但亞美尼亞人始終沒有在香港形成龐大社群。20世紀初,亞美尼亞面對土耳其的高壓,造成嚴峻難民危機,當時中華民國政府表示接受亞美尼亞難民,令哈爾濱、上海兩地成為最多亞美尼亞人居住的中國城市。哈爾濱早在滿清時期就有亞美尼亞人居住,擁有當時中國唯一一座亞美尼亞教堂;而在上海,1920年成立的「亞美尼亞裔援助協會」(The Armenian Relief Society, ARS) 成為中國境內主要接受、幫助亞美尼亞裔難民的場所,上海的亞美尼亞人社群也逐步壯大。假如純粹為了生活,亞美尼亞人更多選擇當時更國際化、更多元的上海,而不是香港。身處中國的亞美尼亞人一度在二次大戰中,幫助中國抗擊日本,直到1949年後才大舉撤離,不少輾轉到了美國落地生根。今年奧斯卡最佳電影《Spotlight》的正義律師,就是亞美尼亞移民。

幾乎與此同時,亞美尼亞人同樣通過大英帝國的商貿網絡進入英屬新加坡,而且影響力比在香港更大。他們不僅建立了自己的教堂、擁有以「亞美尼亞」命名的街道,更將業務滲透到本地經濟的各行業,不少成功的亞美尼亞商人也進入英殖民政府機構。亞美尼亞人一度在新加坡設立了85間公司,其中大部分是進出口貿易企業,也有不少亞美尼亞人經營法律咨詢、鐘錶製作、珠寶販賣、酒店等,乃至建立小型工廠。1849-1853年間,新加坡甚至出版了亞美尼亞文報紙;今天新加坡的主流報紙《海峽時報》,也是由亞美尼亞人Catchick Moses創辦。然而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新加坡獨立,「新加坡人」身份認同逐步建立、強化,亞美尼亞社群開始感到格格不入,紛紛移民到澳洲、美國等地。到了1970年代,新加坡的亞美尼亞社群幾乎絕跡。

目前,一些亞美尼亞企業家開始返回東亞,然而,早已與一個世紀前遍佈東亞的亞美尼亞僑民沒有血緣關係。2006年,「亞美尼亞人在華社團」(ChinaHay)在深圳成立,致力於團結和溝通整個大中華地區的亞美尼亞人社群;2013年,該社團的社群活動中心在香港落成,這也是亞美尼亞社群首次在中國境內有了實體的聚會、交流場所。根據 ChinaHay 統計,目前在中國大陸和香港只有約500名亞美尼亞人,人數雖少,卻活躍在社會商貿、文化等多個行業,基於他們的相對優勢,值得重視。

既然亞美尼亞人在近代東亞扮演了一定角色,何以在華人社會認知的能見度如此低?也許一方面,土耳其政府始終否認當年的「亞美尼亞大屠殺」,而亞美尼亞國力遠不如以色列,令亞美尼亞僑民沒有得到猶太人被壓迫後的舉世注視。加上歐美猶太人掌握了大量資源,居於當地權力結構頂峰,但一戰後期流亡東亞的亞美尼亞人的條件有所不及,始終未能展現類似的在地影響力。縱使如此,他們在東亞的存在,是香港、新加坡這類獨特港口孕育多元文化的重要指標,未來書寫我城歷史時,好應該大書特書。

明報月刊,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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