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其龍神父:最後拉丁教士

香港一直被譽為中西文化薈萃的地方,我們同時擁有中國和西方的傳統節日,剛過去的聖誕節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節日。然而,部分人對這節日的認識仍停留在聖誕老人的層面,其實,這節日和天主教傳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天主教會不但為香港帶來節日,更帶來了各種社會服務,就以教育為例,根據天主教香港教區的統計數字,天主教會屬下共有32所幼稚園、107所小學及85所中學,有超過14.6萬人在天主教會學校就讀。相信教會的詩歌、禮儀和祈禱小冊子都是不少香港人的共同回憶。

除了社會服務外,天主教會也有一系列的朝聖和普世青年節等活動,讓不同地區的天主教徒能藉着不同平台互相交流。天主教會在香港發展和變遷值得我們仔細了解,而天主教香港教區的夏其龍神父就是研究香港教會歷史的重要學者,早年他分別在羅馬傳信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取得神學和新聞學碩士,並在香港大學取得亞洲研究哲學博士。現時,夏神父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它的分享定能讓我們對香港天主教會的發展和影響力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訪問者:沈旭暉 (S)
受訪者:夏其龍神父 (H)
整 理:李志鵬

S: 天主教會在香港的傳教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哪段時期呢?
H: 香港開埠前,當時的神職人員都集中在澳門,因為香港只是漁村,沒太多和外地的交往,大部分的傳教士是經由澳門進入中國內地。香港開埠後,英國人開始在香港建立交通和郵政等基礎建設,因此,香港取代了澳門的角色。相比起當時的其他地區,香港是一個交通和通訊便利的地方。同樣地,香港亦並非傳教士的終站,不少修會在香港設立一個中轉站,協助外地傳教士經香港進入中國內地。

S: 其後,香港在天主教的傳教工作中擔當着一個怎樣的角色?
H: 直至民國政府成立後,中國整個地區建立自身的天主教會體制,香港屬於其中一部分。香港亦在三十年代成立華南總修院,並為整個中國南方地區培養神職人員。後來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教會體制隨之消失,這道聯繫的門亦關掉。香港接着成為中國教會和世界教會之間的橋樑,肩負傳遞資源和消息的作用。直至到七十年代後期,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兩地教會才有正式的交流。

S: 香港是一個中西交滙的地方,本港天主教會中也有同樣的情況嗎?
H: 新中國成立後,有不少神職人員走難到香港,當時教會的政策是希望神職人員盡量留在所服務的地區,而那些被迫出走的外國傳教士則返回原有國家的崗位,部分人則留在香港。因此,在這彈丸之地中,就有40多個天主教修會。現時,外地神父主要通過兩種方法才能來香港服務,一是由修會委派外地神父到香港的服務機構或者學校服務,另外,他們亦可在香港堂區的教堂服務,這則須由香港主教委任,並由香港教區和該修會的長上聯繫。內地神職人員到港交流則需要當地教會的保送,以及得到有關當局的批准,同時,也要處理工作和逗留的簽證。中國內地的教會樂於與外地教會交流,但礙於內地仍有地面和地下教會的問題,以及自封自聖主教的問題,這也令外地教會有所顧忌。

S: 天主教會在香港辦了不少慈善機構,其中包括教育和醫療等,你認為有什麼因素令天主教會能迅速在香港發展?
H: 其實,這在歷史上總共有兩個階段。殖民初期,在政府的思維中,他們的責任是服務當時在港的歐洲人。在這段時期,天主教會提供慈善、醫療和教育等服務給當時的社會大眾。另一個階段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大量難民湧入香港,當時的殖民政府並沒能力照顧數量龐大的難民。因此,他們積極鼓勵慈善團體和宗教團體為難民提供服務,因為這些組織在香港已有一定的網絡,以及提供社會服務的經驗。但在八九十年代,香港政府開始以資助的方式加強監管團體的社會服務。

S: 香港天主教會和鄰近的天主教會關係怎樣?
H: 天主教會每個教區都相當獨立,每個教區都和羅馬有緊密聯繫。其他地區有地區性的組織,但香港和澳門就沒有加入這些地區性組織。

S: 現時,有不少外籍神父在香港教區服務,相比從前,他們的角色有何改變?
H: 其實,由1841年開始,傳教士從外國來到香港傳教和主持教務。直到1969年香港才出現首位華人主教,並正式由本地的神職人員處理教務,但仍有大量外地的傳教士在香港工作,當時大概有三分之二的神父來自外國,本地則佔三分一。現時,香港的本地神父數量雖增加,但這個比例仍變化不大。目前,世界各地都出現神職人員老化的現象,新增年輕神職人員的速率緩慢,外地教會一般都會派較年輕的神職人員到香港服務。

中梵建交是個偽命題

S: 天主教會在六十年代曾進行本地化的改革,什麼原因促使這個改變?
H: 上世紀六十年代,天主教會在羅馬舉行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其中一個重要議題就是全世界的天主教會禮儀進行改革。第一,教會禮儀變成為一個團體的聚會,而非純粹的敬拜聚會。第二放棄以拉丁文進行禮儀,可採用本地的語言,讓教徒更容易明白禮儀的內容。根據大公會的決,定,全世界的教會都進行改革。現時香港的部分堂區以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越南文等為不同族裔的人士進行禮儀。

S: 在中國和梵蒂岡關係中,香港能擔當一個怎樣的角色推動彼此關係發展?
H: 中梵建交只是一個偽命題。其實,梵蒂岡和美國建交也是近三十年的事,美國有着悠久的天主教歷史,但梵蒂岡也是近年才與其建交。因此,建交與否與教會在當地的發展並無直接的關係,建交只是政治上外交的問題,教會只會集中發展人文和牧靈方面的事宜。而中國的情況比較特別,因為中國政權主動參與文化和宗教的事務,這原則與天主教會的傳統相反,因此,這是中國政府的原則與教會傳統相牴觸的問題,而非建交問題。純粹建交,而原則問題未得到解決,天主教會在中國內地也難以發展。若宗教自由、教會組織和主教任命問題解決了,兩地建交與否也沒有問題。

S: 香港天主教會未來有什麼發展方向?
H: 只要香港有天主教徒,教會便會存在。教會將繼續推動牧靈、共融,以及社會服務方面的工作。若某些情況下不能留在香港,這就不是教會所能控制的範圍,但天主教徒始終是教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信報財經新聞,2016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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