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無差別殺人」的往事

不久前,台灣發生隨機殺人慘案,一男子於街頭揮刀把小童斬首,引起極大震撼。類似的「無差別殺人事件」在東亞地區其實並非罕見,最早將其視作一種特殊社會現象研究的,當屬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的日本,我們從日本朋友口中,依然聽到不少都市傳說,都和這類案件有關。

在日本,「無差別殺人犯」是一類兇徒的統稱,被稱為「通り魔」,他們沒有特定的作案目標與動機,只是隨機在公共場合對殺傷路人,被害者與兇徒往往互不相識,亦無冤無仇。這類事件造成的社會影響卻是極大,因為人人可能成為「無差別殺人犯」的對象,容易造成人心惶惶,可比恐怖主義。

1990年代開始,日本爆發了一連串類似事件,較為著名的有如下數例:1999年9月,東京都一名23歲男子隨機襲擊路人,造成2人死亡、6人重傷;20天後,山口縣下關車站內一名35歲男子實施無差別襲擊,造成5人死亡、10人受傷;2001年,大阪一小學內,一名37歲男子無差別襲擊小學生,造成8人死亡。數十年前,香港也發生過類似的無差別殺人案,不過時代久遠,不少新生代已是聞所未聞。

這次台灣案發後,掀起關於死刑的爭議,而最初日本民眾對「無差別殺人事件」同樣,感到無比恐慌,民間也普遍要求政府對兇徒施加重刑(如死刑)、呼籲賦予執法機關更多權力、對潛在嫌疑人進行積極預防。然而不少研究者就指出,「死刑」一類重刑對解決「無差別殺人事件」並無裨益,因為後者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產生,有其特殊的社會結構性基礎,單純以「威懾」來處理兇徒,並不能防止下一個兇徒產生。

那日本面對的結構性問題,又是甚麼?1990年代,正是日本「經濟泡沫」破裂的階段,自從日本與美國等國簽訂「廣場協議」,日元穩步升值,樓市泡沫爆破,國民財富大幅縮水,經濟一蹶不振。在這背景下,大量曾受惠於「企業終身僱傭制」的日本人被迫下崗,年輕人的就業前景也蒙上陰影。「後泡沫經濟時代」的日本,社會流動停滯、社會貧富懸殊,那些長期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因為看不到自己的出路,遂產生巨大心理壓力。加上日本社會至今階級森嚴,不少人在工作的壓抑得不到紓緩,往往以非常手段排遣,「無差別殺人」是最極端的反彈。

當然,並非所有出於社會底層的人都可能是「無差別殺人犯」。但根據日本法務省的研究報告,自1980年代以來,日本的「無差別殺人犯」幾乎都是沒有前科、工作不穩定且收入低、人際關係淡薄的年輕人,他們多對自己所處境遇不滿,卻又看不到改善的希望,最終就生出了「報復社會」的想法。在2008年,日本「秋葉原無差別殺人案」導致7死10傷,社會嘩然,人們逐漸意識到之前種種「重刑」無法治本,遂將關注和批評的焦點轉移至長期治理失當、造成社會貧富差距懸殊、階層流動性停滯的日本自民黨政府。2009年日本大選,自民黨喪失了多年一直得以維持的執政黨地位,與「秋葉原無差別殺人案」造成的社會衝擊也不無關係。

對照日本上世紀末的情形,這一現象不但值得台灣警惕和反思,也值得社會結構近似的其他東亞社會防微杜漸。如何從社會經濟結構入手實行改革、提升社會流動性、人民對未來充滿希望,需要治理者有長期、宏觀的規劃。如果結構性因素未能排除,類似悲劇在不同地方、以不同面貌再現,恐怕只是時間問題。

小詞典:廣場協定(Plaza Accord)

1985年9月22日,美、日、英、法、西德五國財長和央行行長在美國「廣場飯店」,簽署了關於聯合干預外匯市場的協議,稱為「廣場協定」。隨後,日、英、法、德四國貨幣對美元穩步升值,其中尤以日本對美元升值幅度最大,造成日本經濟黃金歲月的終結。

信報財經新聞,2016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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