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與印度:被遺忘的親密

一直以來,香港以「亞洲的國際都會」為傲,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多陶醉於今天香港多元的社會文化和自由經濟氛圍。倘若追溯香港近代歷史,香港實際上可以說是世界近代風雲變幻的一個縮影;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大國博弈這類「離地」概念之外,香港的國際化平台,還體現在有眾多來自異域的人們參與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例如印度族裔人群,即是頗有代表性的人群。印度和香港在近代的聯繫往往不為人所知,在此不妨簡要回顧一番,亦是別有趣味。

大英帝國的「一帶一路」:香港與印度的姊妹港

18至19世紀,印度和香港先後被大英帝國進行殖民統治,而印度和香港也正是因英國殖民政策而產生了聯繫。當時,英國無法從本土調派足夠的軍事和安保人員來維持其龐大的海外殖民地,那麼在殖民地內部進行分隔統治,也就成為了英國維持海外殖民地運作的一貫政策。隨著東印度公司的發展,英國在東亞的殖民管理和商貿活動多依託東印度公司運作,不少印度人成為英國商人和官員的隨從或者侍衛,更有相當印度商人依託英國不斷開拓的殖民地,而自主發展生意和關係網絡,他們的足跡也隨之在亞洲展開。據學者Kanwal Narain Vaid的記述,早在1841年,英帝國海軍佔領香港島、首次在港島升起大英帝國旗幟之時,已有2700名印度士兵和數位印度商人在場。從這一角度來看,自港英時代伊始,印度裔就是香港社會的一部份。

18世紀,印度商人已在中國東南部進行貿易活動,而當時的中國對外貿易活動以「廣東制度」著稱。根據學者總結,所謂「廣東制度」即是指,自1760年起的八十年間,中國(時清朝)唯一擁有對外貿易經營權限的港口是廣州,大英帝國是中方首要的貿易對象。當時,「東印度公司」作為英方特許商貿組織,享有與中國的貿易獨佔權,在中英貿易中佔據壟斷地位。

在「東印度公司」的許可下,有不少印度裔商人在廣州自由從事口岸貿易活動,他們被中國人稱為「港腳商人」(country merchant)。「東印度公司」與清朝的交易往往帶給英國貿易赤字,皆因英國向中國出口毛織品,而從中國進口茶葉,這種交易模式讓英國不斷蝕本;也正因此,那些從事「港腳貿易」的印度裔散商們,在廣州向中國出口棉花、鴉片等賺取的收入也成為彌補「東印度公司」貿易虧空的重要資金來源。在這一貿易模式下,印度商人以廣州為根據地建立起了一個完備的貿易關係網絡。隨著鴉片戰爭后香港成為大英帝國新晉殖民地,大量印度商人從廣州南下,成為首批踏上香港進行貿易活動的印度族裔人群。

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移居香港的印度裔人群也呈現出不同的特徵;他們往往來自印度不同地區和不同種族,亦散布與香港社會不同行業,其歷程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19世紀、亦即香港殖民時代早期,香港的印度裔人群主要是隨英國殖民者而來的錫克族士兵和帕西商人(Parsis);在20世紀後期,新一波來自印度的移民則多為印度教信徒,尤以信德族人(Sindhi)為主。

香港警隊的印度裔警員

香港警隊中的印度裔警員組成也經歷了數次變動。根據學者Barbara 的記述,當英國人最初在香港建立殖民政府時,香港地區的治安主要由隨英軍赴港的孟買海員(Lascar)維持,但殖民政府隨後意識到,這些海員很容易與當時香港貪腐成風的華人警探同流合污。1862年 Creagh入主香港警務,標誌著印度裔錫克族主導香港警隊基層的開始。錫克族人在1857年印度第一次獨立戰爭中,與英國殖民政府並肩作戰,深得殖民政府的信賴;有鑑於此,1867年Creagh向殖民政府申請增調百餘位錫克族警員,使得當年印度籍警員數量占整個香港警隊的2/3。為了避免錫克族裔在警隊獨大,殖民政府又於1870年代招募更多印度穆斯林和華人警員。

在某種程度上說,當時香港的印度裔警員,往往成為華人警員和歐洲裔警隊高層之間的緩衝劑。從香港警隊歷史記錄中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香港警隊42位殉職警員中有23位是印度裔。二戰期間,印度裔士兵與華人共同守衛香港,這一經歷,至今仍為當年參戰的印度老兵稱道。二戰後,殖民政府增補了一批來自巴基斯坦、尼泊爾的印度裔警員,而在1967年暴動期間,這批印巴裔警員與華人警員一同在一線維持治安;「沙頭角」事件中,香港警方與大陸民間武裝在陸港邊境處爆發槍戰,更有兩名巴基斯坦警員戰死,引發巴基斯坦高級專員和英國駐華代表的「強烈抗議」。

印度裔商人在香港的社會角色

在警務方面之外,印度裔商人和來自印度的猶太人在香港的活動亦相當活躍。早期印度商人在香港和中國東南部的經濟活動都主要以「家庭網絡」為平台發展,數個立足香港的印度「世家大族」也隨之湧現,而這些印度商業世家對香港近代經濟社會的發展相當深遠。例如印度裔帕西商人J. H. 律敦治於19世紀末隨家庭來港,成立香港啤酒廠,後又大舉投資地產致富。在香港淪陷期間,律敦治家族廣泛救濟在港印度人,J. H. 律敦治和兒子鄧律敦治甚至曾被日軍逮捕入獄。二戰後,J. H. 律敦治又創辦「香港防癆協會」,旨在「不分族裔地服務香港社會」,這些事蹟都為他在當時贏得極高聲譽。他的兒子鄧律敦治同樣熱心服務香港社會,曾任香港立法局議員。根據Kwok Siu-tong和 Kirti Narain等學者對在港印度商人的研究,除了律敦治,當時更有帕西商人麼地爵士出鉅資贊助成立香港大學,米泰華拉出資創辦九龍小輪公司(天星小輪公司前身),帕西人碧荔、和自印度抵港的猶太人沙遜等,則是匯豐銀行的創立人。時至今日,以這些印度商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建築,已成為香港地標。

二戰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矛盾升級,處在印巴動盪地帶的印度裔商人紛紛赴港經商。以信德族為主的印度商人多源自巴基斯坦地區,他們通過廣泛的家庭聯繫進行貿易,迅速發展成為印度商人中的佼佼者。赴港信德族商人中最為矚目的是夏利萊家族。夏利萊家族早前在廣州從事中美貿易,南下抵港後則從裁縫行業起家,不僅開創了今天為港人熟知的 「the twenty-four-hour suit」,更在地產、酒店和國際貿易方面大舉投資,夏利萊本人在世時已成為香港印度裔首富。20世紀下半頁,信德族裔已成為首屈一指的在港印度裔貿易商人。1952年,信德族商人在香港創辦了印度商會,延續至今。

當下我們談及印度語與香港關係的時候,目光往往聚焦在印度和香港的雙邊貿易聯繫上:據印度政府2014年數據統計,印度近年維持香港第七大貿易夥伴,香港也是印度與中國進行貿易的重要中轉站。在 IT,金融和航運業,香港是大量印度專業人才和公司的所在地。正是出於印度與香港緊密的經濟聯繫,香港前特首曾蔭權在2010年曾訪問印度,這也是印度與香港近年來最高規格的政治互動。然而在政治經貿關係之外,印度與香港的民間交流同樣頻繁。今天,香港已然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印度裔社群,在香港的活躍的印度人中,有不少是初代印度裔移民的後代,他們從小在香港長大,完全融入了香港社會。早前曾見諸媒體的印度裔警察潘保羅,其祖孫三代皆投身香港警隊,是名符其實的「警隊世家」。潘寶羅本人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可謂融入香港這一「亞洲國際都會」的絕佳例證。

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看到,印度族裔曾經在香港近代史上寫下不可或缺的一筆,而香港今天的多元與自由,亦吸引著印度族裔們前來發展。隨著中國「一帶一路」計劃的展開,香港作為印度與中國之間的「超級聯絡人」,想必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一方面,印度政府可以通過在港印度裔商人,建立的成熟的商貿網絡,進一步發展與香港和中國內地的經濟聯繫;另一方面,印度可以通過在港印度裔商人與華人的聯繫,吸引更多來自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投資,推動印度經濟發展。在傳統政治經濟領域之外,在港印度裔穆斯林和印度裔後代們所形成的印度族群,也可以促進印港關係進一步發展,這正是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亮點所在。

明報月刊,201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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