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地震建築社會學」與鹿鳴館外交

日本熊本縣發生7級大地震,這是自2011年3/11福島地震以來,日本境內的最強地震,規模與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相若。日本作為「地震之國」的身份,深深影響了日本人自古以來的人生哲學和日常生活,不少文化學者對此有大量論述。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學副教授Gregory Clancey著有《Earthquake Nation》一書中,特別研究日本的「地震建築社會學」,涉及國際關係層面之餘,也對今日日本有一定啟發,足以成為理解日本政治社會的一個橫切面。

Clancey在書中考察了1868-1930年間,日本傳統建築流派與西方「現代建築派」圍繞「現代性」和「防震抗震」兩個目標的互動,指出在這一過程中,日本社會對自身傳統文化和民族性的認知,也經歷了一個起伏的過程。結果,地震這一自然現象通過建築流派和地震科學的發展,逐漸演變為一種文化烙印。

他首先強調,在明治年間,日本各階層原來都以歐美西洋文明為模範,政府建築物、公共交通樞紐和其他地標的規劃設計,背後都有日本向外界展現「邁向西洋現代文明」的意涵。因此日本政府在1870-80年代,曾大量聘請歐洲建築專家和技術人員,負責規劃「現代化」的日本。明治皇室御僱的英國建築師Josiah Conder,即是當時日本建築界的西洋派代表,被稱作「日本現代建築之父」。他將西方磚石結構建築視作「文明、進步和強大」的象征,認為日本社會傳統木質建築風格是「陰柔、落後」的反映。當時,以「鹿鳴館」為標誌的西式磚石建築蔚然成風,大有取代日本傳統木質建築的趨勢,反映日本社會的精英階層試圖與傳統分道揚鑣。而在外交上,那也是全面崇洋的「鹿鳴館外交」時代

然而,1891年濃尾大地震發生後,卻將日本社會對西洋建築的推崇打破。人們發現,那些經歐洲建築師一手設計建造的磚石建築,在大地震面前原來不堪一擊,反而是不少日本傳統木質建築,卻在震後屹立不倒。不少日本精英開始反思自明治維新以來「過分歐化」的弊端,連Josiah Conder也在濃尾大地震後,對一直倡導的磚石結構應用在日本產生了保留。與此同時,逐漸興起的日本民族主義也進入建築界,令木質建築得以復興。

濃尾大地震也令日本興起現代意義的「地震學研究」(seismology),以大森房吉為代表的一批日本地震學家,將日本地震的預警和地震波測繪技術,推向世界一流地位。大森房吉研製了當時世界主流的地震記錄儀器「大森式地震儀」,通過科學研究和實驗,進一步指出西洋磚石建築抗震存在「先天不足」,為日本傳統木質建築重回社會舞台提供了科學依據。Clancey認為,在頻繁的地震中,「日式木質建築」和「日本地震學研究」這兩個領域,背後都有民族主義感召,產生交疊互動,共同挑戰了「西洋派」長期以來的權威地位。在明治、大正年間,日本社會構建出「抗震之國」這一身份認同,民眾、政治精英都以此視作「日本崛起」之象征,相關成就,令他們面對歐美時也不再自覺落後。而通過危機、凝聚愛國心,也成為日本管理學的重要心法。

但「抗震之國」的驕傲,在1923年關東大地震再次被打碎。在這場日本史上傷亡最慘重的地震中,東京都建築群遭到毀滅性破壞,超過14萬人喪生。諷刺的是,災後調查認為,傷亡慘重的一個重要因素,正是「日式木質結構」,因為地震引發的火災在木質建築群蔓延迅速,大片房屋就算未被震毀,也被燒得付之一炬,不少遇害者都是被燒死。這場悲劇給上升中的日本民族主義帶來當頭棒喝,才開始超越民族主義,不再拘泥於對「文明」的追求,或試圖「對抗自然」,而強調對災害的有效應對。東京重建時,廣泛採用引進自西方的鋼筋混凝土,這成了今天日本建築普遍採用的技術。不過關東大地震造成經濟蕭條,間接令日本民族厭惡民主制度、促成軍國主義興起,說到底,還是有不少民族主義的濫觴。

Clancey在跨學科的歷史回顧中,揭示出日本對國家、文明的自我認同,與地震之間的微妙聯繫,而這聯繫也存在於今日日本。例如在2011年福島核電站受地震、海嘯破壞後,國際社會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並未看到日本社會因此產生集體情緒反應,在左翼社運圈子以外,即便對核電的反感也是暫時(鑒於對經濟發展對能源的需求,近期日本民眾已對安倍政府重啟核電計劃傾向默許),對極度官僚、管理不善、而且明擺著是舊「電池利」益輸送集團的東京電力公司,也沒有窮追猛打,起碼類似事故就是發生在中國,也很難不掀起政潮。日本社會的凝聚力從「抗震」,轉移為「救災」,卻似乎又擔心大量政治爭議,會影響日本的先進形象。這種矛盾,和過去一百年不同大地震後的處理,可謂一脈相承。

今次熊本縣強震後,日本社會各界同樣在第一時間迅速展開救援行動,其冷靜高效應對的背後,也是日本作為「地震之國」經年積累的救災經驗和救災文化,固然反映出今天日本社會較20世紀初更為理性,有更務實的國家認同,而日本政府的「危機凝聚力」,也已發展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地震對政府而言,往往反而是爭取民望、通過其他爭議法案的機會,但只要危機背後的結構,可能變成影響國家形象和軟實力的醜聞,內部怎樣回應是一回事,外部卻又可能被按下不表。不過這不失為一種管理模型:當我們面對結構性問題,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哪怕是不能解決的政治死結也好,假如把這個危機作為「必然發生」的事,及早讓民眾消化,一切的後續工作,就容易得多,這也符合政治學「framing」之道。

小詞典:鹿鳴館外交

明治時期,日本為追求與歐美國家平等的國際地位,在國內推行全盤西化的社會改革,外交方面則走親歐美路線,希望儘快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鹿鳴館是當時日本歐式建築的代表,亦是日本接待歐美來賓和外交官員的場所,因此當時日本的親歐美外交方針,一度被稱為「鹿鳴館外交」。隨著民族主義興起,鹿鳴館外交逐漸淡出,連館子也在二戰期間的1940年被拆毀。

信報財經新聞,201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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