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係理論:秦亞青與國際關係的「中國學派」

近年來,國際關係理論界關於「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討論極其熱烈,伊斯蘭、拉美、非洲、南亞都提出建立自己的學派,但還是不及出現「中國學派」的呼聲高,從事開拓「中國學派」的重量級學者也為數眾多。本欄去年曾論及清華大學教授閻學通的「道義現實主義」理論,今年年初,外交學院院長秦亞青教授在權威國際關係期刊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提出「國際政治的關係理論」,相信將成為「中國學派」又一力作。
在國際關係理論界,傳統的「三大範式」即「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都源自歐美學界。它們共同享有的理論內涵,都是「個人理性主義」(Individualist Rationalism),意味著每一個獨立行為體,都以理性的方式與外界的結構進行互動。結構可以是「權力」(現實主義)、「制度」(自由主義)或「規範」(建構主義),但「理性行為體的獨立平等性」,始終是西方三大範式共享的基礎。如何超越三大範式,一直是各國學者的強烈興趣。
秦亞青早年致力將中華文化與建構主義融合,隨後開創出以「關係」和「過程」為核心概念的「關係理論」(Relational Theory),自此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之外自成一派。在進一步了解「關係理論」前,我們首先要了解秦亞青對「文化」和「理論構建」之間關係的認識。所謂「理論構建」,即對社會現象的理解和詮釋,而在秦亞青看來,我們對某一社會現象的認識,與我們自己身處其中的社會文化息息相關,所以理論構建是以特定的社會文化為背景的。由於這假設會被其他學派批評為「絕對化」文化差異,秦亞青就嘗試以「關係」彌補這問題。

他首先從所謂「關係性」(Relationality) 入手,提出三個理論假設:
1. 世界由一系列「相關性」交織而成,行為體彼此聯繫、與環境之間也互相聯繫,不存在超然的「絕對理性行為體」;
2. 行為體的身份認同和社會角色,都由社會關係決定,不存在脫離社會關係的身份;
3. 社會存在不是靜止的,而是一個「過程」(process) ,是「關係」流動性的體現,行為體的身份認同和社會角色也在持續變化中。

在這些基礎上,秦亞青提出「關係理論」的邏輯有兩個面向:首先,行為體所處的「關係圈」(Relational Circles) 是行動的基礎,倘若對自己所處的關係圈沒有了解,甚至無法判斷自己的行為是否理性。其次,身處關係圈的行為體也會利用關係圈來實現目的,後者既包括短期的物質利益回報,也包括長期的戰略考量。

正如西方「三大範式」背後依賴的是「個人理性主義」,秦亞青的「關係理論」背後依託的,則是中國傳統文化哲學思想,尤其是「陰陽」和「中庸」。根據秦亞青的論述,西方文化思想自黑格爾以降,皆注重事物的「矛盾」,然而東方「陰陽」文化則強調矛盾事物彼此間的「轉化」;「中庸」思想的「包容」、「互補」和「和諧」內涵,皆注重事物間的「關係」。因此,構建於中華傳統文化之上的「關係理論」,自然擁有和西方有別的世界觀,主要差異如下:

一、 對「實力」(Power)的理解:西方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將之分為「硬實力」和「軟實力」,「關係理論」則提出「關係性實力」(Relational Power) 。「關係性實力」即行為體通過掌控其「關係圈」、使之為己所用的實力,包括擁有更廣的關係圈、更多關係親密的夥伴、乃至更高的「聲望」,亦即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面子」。「面子」作為「關係性實力」的一種,意味著無形資本與利益,這是西方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忽視的。

二、 對「治理」(Governance) 的理解:西方推崇以個人理性和自私心為基礎的「規則導向治理」(Rule-based Governance),「關係理論」則推崇「關係導向治理」(Relational Governance),後者建立在社群互信和互動之上,將關注點放在行為體之間的「關係」,而非「行為體」本身。

三、 對「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的理解:西方將以國家主權為核心「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作為國際關係體系的主要標準,「關係理論」則認為主權國家之間的體系,只是「關係」的其中一種,在「非主權國家」等行為體之間,還可能存在多種關係形式,例如古代中國的「朝貢體系」和日本「幕府體系」等,從而開拓了未來的種種想像,這也是筆者的強烈興趣。

秦亞青本人反覆強調,「關係理論」並不旨在取代傳統西方「三大範式」,而是意圖使東方文化與西方理論進行溝通互補,以期用不同的視角對我們所處的世界有更深入、全面的理解。這種話若在二十年前說出,國際學界是不會認真看待的通過以上對比,但通過以上對比,我們不難看出「關係理論」在「行為體」、「互動模式」和「互動環境」上,確實較傳統國際關係理論提供了更多可能,尤其是冷戰結束後,一些傳統理論難以理解的社會現象。

例如中國崛起後,在「一帶一路」等經濟外交政策上,不斷作出虧本買賣,有時確實沒有明顯所得,這在理性主義理論下是不合理的,但「關係理論」視角則認為,中國此舉意在建構更廣泛的「關係圈」,隨後便可將這一「關係資本」加以利用。

又如目前東盟的區域合作進程,一直強調有別於歐盟的「The ASEAN Way」,亦即以「協商」而非「制定規則」為主。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傾向於認為,這一合作模式因缺乏硬性規則,而不會有實質效果;但「關係理論」則認為,東南亞國家受東方文化影響深遠,The ASEAN Way正是「關係治理」的反映,旨在維持各國之間持續穩定的關係,從而保持了進一步合作的潛力。

在更宏觀的層面,目前中東乃至全球宗教極端主義氾濫,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對這些「非國家行為體」束手無策。但若從「關係理論」視角來看,問題的癥結,正在於歐美各大國只重視宗教組織本身的行為,卻忽視了處理與宗教團體的關係,進而造成國家與宗教信仰者之間「關係失衡」。假如「關係理論」能真的超越主權,涵蓋非國家行為體,這本身就是一項突破性成就,還會對中國政府對主權的強烈堅持拆牆鬆綁,至於這是否政府支持「中國學派」建構的原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小詞典: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

基於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束時訂立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所構建的國際關係體系。當時歐洲諸國達成了「尊重各國領土完整」、「各國內部事務不受外國干預」、「各國在國際法前一律平等」等共識,被現實主義視為「主權國家」的起始,所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就是指代現代意義上由主權國家構成的國際體系。隨著「非國家行為體」和「人道主義干預」等概念興起,這體系近年已愈發受到質疑。

信報財經新聞,201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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