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孕育的港產學者鄭吉雄

二戰後,不少學者隨國民政府退守台灣。戰後幾十年,台灣社會相對穩定,學者能集中於學術研究,也孕育了一代新的文學家,如余光中和白先勇等,讓學術發展扎根台灣。這段時間,有不少香港莘莘學子負笈台灣求學,鄭吉雄教授便是其中一位。他於1982年入讀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先後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並於2002年成為台大教授。2012年,他回到香港教育學院工作,現時,他擔任教院文化史講座教授兼協理副校長。他的研究領域包括《周易》及中國古代文明、中國思想史和經典詮釋學等。至今他已出版了7本專書和60多篇學術期刊論文。他亦協助台大成立「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推動多項國際性人文學跨領域整合研究計劃,相信他定能讓我們認識中文在港台兩地發展的情況和展望。

答:鄭吉雄教授 (D)

問:沈旭暉 (S)

整理:李志鵬

S: 你為何選擇到台灣發展?

D: 我成長的背景是七、八十年代,當時香港的大學學額少,門檻高。且一般而言預科甚至高中畢業,足以立足社會。不過我從小對中國文化和歷史感興趣,亦立志學術研究,這是我1978年中學畢業後堅持讀大學的原因。當時報讀高級程度會考,以進入港大為目標;同時也考慮了內地和台灣,以具有歷史傳統的北京大學、台灣大學為目標,所以我分別參加了內地及台灣舉辦的高校海外聯合招生考試(地點:內地聯招在廣州,台灣聯招在香港)。1982年獲得國立台灣大學錄取,於是奔赴台大升學,享受了四年文化學術氣息極濃厚的大學生涯。繼於畢業後考取研究所,並獲得中文系老師們的青睞,在激烈的競爭下成功獲聘為中文系助教,成為台大專任教員,展開了在台灣26年的教學和研究生涯。

S: 在台灣學習和研究的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D: 1945日本戰敗,1949年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學術界不少著名學者隨國民政府播遷台灣。台北帝國大學易名為國立台灣大學後,也承傳了北京大學的自由學風。曾聽過一則趣談:台大學生在椰林大道兩側草地上翻開書本,風吹到哪一頁就讀那一頁。這當然是略帶浪漫戲謔的想像,但也反映了台大自由的校園文化。

當年的台大課程設計,專業訓練之餘,也支持學生獲得更大空間發展學術興趣。我當時選讀了歷史系為「輔系」,其中「西洋通史」為必修課,授課語言是中文,課本也是中譯本。但當時為了記下各種專有名詞,我堅持用英文課本,獲得了教授的允許,且於考試時以英語作答,這是真正以「學」為主的「教」。當然,學風自由並不代表容易取得好成績。要知道每個時代都有其主流價值觀念,要突破就要敢於主動、挑戰、創新。台大學術訓練嚴謹,教授要求極高,但自由度大,有利優秀學生發展。這時候敢於挑戰的雄心壯志就會成為克服困難的力量。當然其中也有克服不了的,譬如當年兩岸未交流,台灣學生難以接觸內地學術資料藏書,幸而這方面我可以返港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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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為何願意回到香港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

D: 我的青春壯歲、成家立業,都在台灣,直至2012年才返港,期間離開香港恰好30年。做此決定主因有二,其一是希望把握機會多陪伴年邁的父親;其二是被香港教育學院高規格的禮遇和誠摯的邀請所感動。再說,香港是我出生和成長的地方,回饋香港也是我心之所願。

S: 相比台灣人,香港人對中華文化和中文的重視程度怎樣?

D: 香港久負「文化沙漠」的惡名,根本上源自商業導向的社會價值觀。台灣文化氣息向來比香港濃厚,又經政府長期政策推動,閱讀風氣和文化風氣都好得多(當然現在也顯得停滯了)。閱讀風氣本身就是文化浸潤深淺的重要指標,薄弱則標誌了市民對文化的疏離。另方面殖民地背景也有以致之。每個具歷史文化傳統自覺的國家城市都具有某種獨特的審美觀,但在香港,審美觀、價值觀不中不西。反映在語言亦如此,譬如DSE將中文切割為「聽說讀」分別考核,完全套用英語測試的模式而忽略中文的語文特性,中文學界學者那麼多,卻鮮少聽聞針砭之言。總之香港在各方面美其名曰國際化,實則在文化上常陷入進退失據、價值混亂的迷惘。

S: 相比台灣的大學,香港的大學有何優勢和不足之處?

D: 世間事物,優點缺點往往並存,香港高等教育制度亦不例外:優點之一在於成功以高薪厚祿招聘國際一流學術人才;缺點是這種優勢不易扎根於香港的土壤,尤其人文領域常陷此困境。我是2014年香港八所公立大學綜合研究評鑑(RAE)人文領域的評鑑委員,全程參與評鑑工作,深悉此一工作的嚴謹與國際水平,我們也向政府提出了各校人文學科優劣的評估報告。然而,結果公布後,最終各校都自然而然地將重點放在如何爭取下一輪RAE獲得佳績,如何在人事上選優汰劣,很少注意專業領域扎根於自身土壤的複雜性。至於優點之二,在於素質保證的機制,缺點則在於過度依賴此一機制視之為萬能,反而限縮了大學教育的靈活性。素質保證的機制,常建立於各項量化的指標和數據。這些評估雖說有其效用,但過度則易本末倒置,讓多少大學教員虛耗寶貴的光陰。這也產生過度競爭的社會氛圍,導致學生再也沒有同學,只有敵人。

人生、學習失去了幸福感,豈可說是正常?反觀台灣高等教育界,優點在於社會相對穩定,學術發展健康,政府也高度重視文化傳統的傳承和學術發展,且大學林立,學術社群人口多,學術風氣活潑。至於缺點,則是泛濫而缺乏客觀之高標準。

S: 你曾到荷蘭和新加坡等地交流,當地對中文的重視程度是否正在不斷增加呢?

D: 古典人文學的沒落是世界性現象。我受聘為荷蘭萊頓大學歐洲漢學講座時,親眼見證了該校漢學院的沒落、漢學領域的解體和漢學教授的流散。同樣的情形也在日本發生,傳統漢學式微,幾年前日本大學已招不到傳統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的研究生。當然,當代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在各國仍蓬勃,帶動了各地學習中文的人口上升。這種情況,有點恍似學術界,東西方對《周易》這部書感興趣的人愈來愈多,像我這樣專門研究《周易》的國際學者卻愈來愈少。

S: 就近年有關正體字和簡體字的爭議,我們應如何理解這些爭議?

D: 正體簡體字的爭議難以三言兩語盡述。一般普通人日常使用的中文字大約1000個左右,視乎職業而定。中文專業的學者常用字才有可能達到3000以上。簡體字的推行原意是掃盲,並方便推行政令。這在印刷品難以普及的時代,的確起了作用。但大家要注意到字體簡化,認字似乎容易了,但不同意義的字被合成一個(如「复」合併了「復、複、覆」),字體混淆造成語義錯亂也嚴重了。知識普及了,知識的素質卻低劣化。大家看互聯網上流通大量的詩詞文獻資料庫,其中錯別字之多,積非成是,令人不忍卒睹。關鍵仍在於熟習簡體字的人們,哪怕是知識人,也失去了駕馭字形細微差異的能力,從而在研究、儲存、傳遞文化訊息時發生種種謬誤。這樣會造成整個文化素質的低落。

其實在現代科技支援下,文字儲存、流通容易,國家應該反其道而行之,增加繁體字在印刷業的通用,讓人民多閱讀繁體字,卻不妨礙人民書寫簡體字,真正讓「閱讀」、「書寫」分流,正體、簡體字並行,提升文化質量。

信報財經新聞,2016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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