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幅畫都令人思考:達利

我算不上鐵桿藝術愛好者,但很沉迷達利。

兩年前,原來專門到比利時一個達利展覽,那天卻適逢佔中第一天,形勢極其緊張,甚至傳來可能開槍。結果到了門前,卻全程上網。但類似機會,始終不會少。例如月前上海 K11購物中心,就展出這位西班牙超現實藝術家的名作,朝聖者絡繹不絕。

達利吸引之處,在於說出了種種潛意識的狂想,卻又能自圓其說,而這,正是藝術界的「語言偽術」。其實達利的政治態度和經歷,比藝術更有趣,倘若我們將達利的政治觀和人生經歷聯繫起來,就更能理解他筆下那個光怪陸離的世界。

達利與當時眾多超現實主義藝術家持有的「左膠」立場不同,早年對政治並不關心,強調「我討厭政治」。在他眼中,政治立場不過是「禁錮靈魂」,而他所醉心的,正是突破現實世界的樊籠,呈現潛意識里瑰麗的想像──總之,就是要避開政治的泥濘,而又能以不羈形象示人。

然而達利橫空出世之時,戰爭陰影籠罩歐陸,是怎樣也避不了的。在西班牙國內,「第二共和國」左翼政府與以弗朗哥為領袖的右翼「西班牙國民軍」展開內戰,這一被視作「二戰前奏」的戰爭,吸引了全球目光,其中不乏藝術界人士。海明威、George Orwell等人堅持反戰立場,同為西班牙現代主義畫家的畢加索公開譴責弗朗哥,但達利並不願在這動盪時局中選擇一方站隊,因而受盡揶揄。

1930年前後,達利的超現實主義畫風在美國受到廣泛讚譽,但當祖國爆發內戰的消息傳到大西洋彼岸時,達利也只是匆匆回國一趟,便重回美國。達利對西班牙內戰、和隨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持沉默態度,這讓他受到藝術評論家們強烈批評。然而,即便是對達利的政治立場和藝術口味都十分不屑的奧威爾,仍然承認達利創作上的天才,和他在現代藝術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啟蒙地位。江湖地位,就是這樣來的。

二戰結束後,西班牙繼續被弗朗科獨裁統治,而達利回到西班牙後,也與弗朗科保持良好關係,儘管其中諸多細節,並不被載入達利的傳記中。著名左翼政治學者Vicente Navarro 曾撰文指出,達利對於弗朗科時代種種專制政策和政治壓迫視而不見,甚至數次表達對弗朗科政府的讚揚,這與和他同時代的畢加索,形成了鮮明對比。

然而倘若將達利認作「法西斯主義者」,恐怕亦並非事實。達利的親友在西班牙內戰中慘遭殺害,自家老宅也在轟炸中損毀,達利本人並非不能體會戰爭的殘酷。然而達利所批判的,並不只是戰爭中的哪一方;一切既成的社會政治現實,都只是他把玩的對象。左翼思潮思潮於新派藝術家中盛行的歲月裡,唯有達利對蘇聯抱著玩世不恭的態度,在《六個列寧幻影》和《威廉泰爾之謎》中,肆意把玩列寧的形象。在達利的名畫《內戰的預感》中,扭曲的人體構圖和朝向天空呼喊的人像,無不反映出他眼中戰爭對靈魂的撕裂。而在二戰後的歲月裡,達利開始從宗教汲取靈感,創作出一系列將科學、宗教與歷史糅合一起的畫作,亦是他尋求遊走在現實與虛幻之間的寫照。

達利另一個為傳統藝術家不樂見的特點,是他對現代藝術商業運作模式的擁抱。達利在美國期間,不乏高調的自我推銷,從作品展覽、公眾講座到TV Show,無一或缺。達利並不反感自己在鏡頭前的曝光,這與那種「生前潦倒、默默無聞」的傳統藝術家形象大相徑庭,也讓他成為美國婦孺皆知的超現實主義代表人物。可以說,美國社會開放和獵奇的氛圍,正好為達利不拘一格的自我表達方式,提供了最自由的空間。1962年,為了推銷自己的著作達利,甚至在曼哈頓一間書店現場上演行為藝術,在自己現場測出的腦電波記錄紙上簽名贈予讀者,這與今天我們所見「先鋒藝人」表達方式何其相似,而達利卻比他們早了半個世紀。

達利對超現實主義的理解和表現,並不僅僅限於他的畫作;即便身處現實世界,達利仍然謀求一種與「當下」和「傳統」的距離感。他拒絕政治站隊,亦拒絕被視作刻板守舊的藝人,期間種種取態,免不了受到非議。達利晚年的抑鬱症發作,是否是他一生在藝術幻境與殘酷現實中掙扎所致,亦未可知。我們是否也會同一下場,亦有誰知?

MenClub,2016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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