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駐港總領事:昔日的副教授

今年初,伊朗與6大國達成核協議,西方國家解除對伊朗實施多年的制裁,也逐步解禁其對外貿易。在制裁期間,伊朗面對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問題,令當地人生活困難。面對「伊斯蘭國」(IS)的興起,中東各國複雜的關係,及其衍生的難民問題和恐怖主義,西方各國積極爭取伊朗穩住該區局勢。撤銷制裁後,伊朗可望重新與世界經濟接軌,藉此改善民生。其中他們如何開展與世界各國在不同範疇上合作,就引起國際社會關注。伊朗駐港總領事Mehdi Fakheri致力於這方面的研究,他來港前是伊朗國際關係學院的副教授,歷任伊朗駐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和世界貿易組織的代表,以及伊朗駐外領事館的經濟官員,相信他定能為我們分析和展望伊朗和港伊雙邊關係發展。

受訪者:Mehdi Fakheri (伊朗駐港總領事)
訪問者:沈旭暉(Mehdi, M)
整理:李志鵬

S: 香港和伊朗的雙邊關係發展情況如何?
M: 過去10年,港伊雙邊關係不斷發展,雙方貿易額不斷上升。在2015年,貿易額就超過6億美元,其中由伊朗出口的佔3.8億美元,香港出口則佔2.2億美元。香港主要向伊朗出口電子、鐘錶和攝影器材,而伊朗就出口果仁、雞肉和罐頭製品。同時,香港是伊朗其中一個重要轉口港,伊朗有25%至30%的貨物經香港運中國。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有良好物流、交通和金融服務制度,也有人才和企業處理相關問題,這有助伊朗打入國際市場,同時與中國建立三邊關係。香港亦積極加強在一帶一路發展的角色,雙方未來定有更多合作機會。

S: 近年,不少香港企業選擇到中東地區投資,伊朗如何吸引相關資金?
M: 今年伊朗和美國恢復外交關係,也開始拓展與西方國家於各個範疇合作。中東地區有三個主要經濟體,分別是伊朗、土耳其、沙地阿拉伯。在長遠投資來看,這三個國家幅員遼闊,各有優勢,當中伊朗有7800萬人口,土耳其就有7500萬,沙地阿拉伯則有2900萬。各國可以合作投資基礎建設,當地的經濟和人口可以支撐基建發展及日後的使用量。香港貿易發展局在杜拜設有中心,研究在中東地區的投資方向,香港也可以探討與伊朗進一步合作。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年初到訪伊朗,並簽定了一系列合作協議,其中包括經濟和基建合作。我們希望香港可以增加在「一帶一路」當中的角色,發揮作為金融融資中心的功能,推動香港在伊朗投資,特別在能源、農業和資訊科技方面,這都是具潛力的產業。

港伊銀行業合作有潛力

S: 香港金融界積極推動伊斯蘭金融,這能否成為港伊兩地另一方面的合作?
M: 香港金融界曾經舉辦沙地阿拉伯考察團,研究當地的伊斯蘭金融制度。伊朗的銀行系統主要以伊斯蘭金融制度運作,當中着重公平、透明度和共同承擔盈虧,而禁止利息、投機和賭博。不少歐洲和亞洲銀行都在伊朗投資和拓展業務,當中南韓和新加坡的銀行最積極。銀行業是港伊極具合作潛力的產業之一,香港有良好金融體制和文化。同時,金融業合作有助落實雙方簽訂的協議,以及完善金融制度,令兩地企業更有保障。

S: 在香港推動政改時,不少人以港伊兩地政治體制作比較,你有何看法?
M: 我看到這些比較時也感到有趣,兩地政制的確有相同性質。伊朗每一次選舉都有很多人參選,其中國會選舉就有2萬人競逐300個議席,總統選舉更有超過1000名參選人。設立一個委員會篩選合資格的參選人,這未必百分百符合民主原則,但從歐美選舉制度觀察,就會知道參選人若沒有政黨加持,將難以在選舉中勝出。我們必須面對現實問題,若容許1000人參選,除了耗用資源,也可能會導致社會分化,甚至影響社會和諧安寧。過去10多年間,中東地區有很多人想脫離獨裁統治,建立民主社會,但同時令恐怖組織乘勢而起,藉着真主之名任意妄為。若我們沒有安定的生活和基本安全,那麼民主對我們而言有什麼意義?

S: 美國總統選舉在即,而美伊兩國關係不穩,這會否令伊朗面對新一輪制裁?
M: 美國總統奧巴馬曾多次強調不會重新實施制裁,並鼓勵雙方企業加強合作,這些承諾值得信任。當然,新一任總統的取態可能影響其外交政策方向,但總統並不是改變國家外交政策的唯一因素,他們仍要面對一系列的現實問題。若參考過去10至30年的美國外交政策,就會發現無論是共和黨或是民主黨人當政,美國外交政策的變化其實並不大。同時,我們亦相信這是一個集體決定,除了美國,其他世界重要經濟體,包括中國、歐盟和俄羅斯也有份簽定合作協議,因此美國不會輕易改變其決定。
伊朗有其歷史和文化,同時積極與周邊國家建立和平關係,過去200年間,伊朗沒有主動攻擊過周邊的國家,也推動建立穩定關係。歐美亦知道,若沒有伊朗參與,很難維持地區穩定。過往10年,伊朗積極和亞洲國家發展經濟合作關係,其中中國成為伊朗最大的經濟合作國家,而日本、南韓、台灣和新加坡也是伊朗的重要經濟夥伴。

S: 此前,與伊朗有合作關係的外國企業曾受到西方制裁,伊朗社會對此有何意見?
M: 香港有企業受到制裁,也有其他國家企業受到牽連。美國懲罰這些企業,其實並不符合國際法,而傳媒報道的手法亦影響國際社會對事件的態度,以美國和英國入侵伊拉克為例,在整場戰爭中,他們並沒有找到任何大殺傷力武器去證明他們的指控,過去10年,英美相繼承認戰爭是錯誤,並作出道歉。但他們強調軍事行動出於善意,可是這善意殺死了數十萬人,最終只是一個簡單的道歉。同類事件繼續發生,正針對什葉派或者真主黨,但國際社會並沒有權力限制他們,或作出懲罰。國際社會應積極回應事件,令他們受到制裁,因為這些行為令到不同國家的人民和經濟受到破壞。

S: 除了西方的勢力,IS也是中東地區最大憂患之一,為何該組織能迅速冒起?
M:這來自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政治,這些國家的人民希望民主化,但國家的穩定因素逐漸消失,這些組織便乘勢而起。另外,IS也借助科技和經濟因素,該組織當初只有5000多人,但在阿拉伯之春後,迅速發展至接近1.5萬人。他們透過社交平台招攬新成員,所管理的油田每天就有200萬美元收入,使他們成為最富有的恐怖組織之一。另外就是信仰,他們對《可蘭經》和伊斯蘭教義有着不同的理解,並以暴力手段爭取改變。國際社會有不少解決紛爭和仇恨的案例,其中德國和法國是二戰中的敵人,但他們在戰後60多年間可以和平共處,並有緊密的合作。因此,我們必須創造有利條件,讓彼此求同存異,尋求合作。

信報財經新聞,2016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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