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曲金后:上流社會的自欺欺人

法國導演沙維爾查洛利(Xavier Giannoli)執導的《金曲金后》(Marguerite)在海外上映時,頗獲好評,大概因為情節簡單,背後卻充滿思考空間。這部影片以1930-40年代美國「走音天后」珍金絲(Florence Foster Jenkins)的人生改編而成,類似題材的新電影也陸續出籠,不過結局由喜劇變成悲劇而已。

電影女主角瑪格麗特是業餘音樂愛好者,但「首先是」女富豪,坐擁巴黎近郊一座城堡,身旁的人都因為她的財富,而與她維持虛偽的上流社會關係。瑪格麗特與一般音樂鑑賞者不同,熱衷粉墨登場,喜歡呼朋喚友在城堡內開個人音樂會,這點也與一些高官頗為相似。可惜她五音不全,在演繹高音時慘不忍聞,成了上流圈子的笑話。她的親友、管家礙於人情和其他難以名狀的複雜感情,從不向她坦白;樂評人、記者和受她贊助的前衛藝術家各懷鬼胎,亦不大評論她的走音。即使評論了,她也看不到。

樂評人的權力和社會資本

這樣的設定,反映了一個權力關係,和一個建構的現實:類似「國王的新衣」情節之所以能上演,乃是因為演唱者自己無法有效辨識自身的聲音,才無從了解自己有多麼「專業」。須知錄音的發明,只是晚近產物,愛迪生於1877年發明留聲機,但普及則再要一段時間。在那之前,「音樂愛好者」和「專業歌唱家」的身份區隔,專業和業餘之間的分野,乃至不同業界之間的界線,其實很模糊,此所以才出現文藝復興式的全能人。

今天我們可以從音樂人發行唱片的銷量,來評判其是否受歡迎,同時大眾有了一定普及教育,也能大概感受專業程度。但在唱片誕生前,只要有足夠的社會資源,就能夠舉辦如電影中的私人音樂會,當局者迷,當事人的自我感覺,就與專業歌唱家無異。在錄音技術大規模應用前,社會對某人的歌唱水準,主要則是通過媒體報道、樂評人來了解,真相往往極少人知。因此,那些專業評論家的社會資本,可能比今日更大;在藝術成為大眾文化前,藝術家、評論家對「藝術」的詮釋力,可以無中生有、有中生無,可以說有相當壟斷性。《金曲金后》真正諷刺的,其實就是整個上流社會的社會資本:他們壟斷了社會領導權,喜歡聽甚麼音樂、穿甚麼衣著,都彷彿潮流尖端,其實不少品味大可商榷,電影中的前衛藝術家,正是看穿了精英圈子的荒唐,才把吹捧走音當作「行為藝術」。而在他們創造品味後,又有一群人從中為生,把潮流研究得煞有介事。走音女富豪的遭遇,不過是戲劇化了一些,本質卻是天天出現。

藝術贊助人的壟斷性

女富豪的演唱「生涯」得以延續下去,也有另一結構性原因:她自己也不知道已經「權力」過大,無形中已建立了權力中心,不少人要圍繞這生態維持自己生命,才不得不把謊言延續下去。這是因為藝術創作需要成本,藝術家也要謀生,在大眾表演、展覽等公共資助未興起前,藝術家群體背後的「藝術委託人」,像女富豪那樣,就形同半神。「藝術委託」類似今日我們的「贊助」,歷史上往往是具有權勢地位的王公貴族,甚至是一國政府。歐洲藝術委託的濫觴,可以遠溯至羅馬帝國時代,奧古斯都的幕僚Gaius Maecenas慷慨贊助詩人,以至不少非英語語言,都將他名字中的「mecenate」作為「委託人」。在中世紀,歐洲最大的藝術委託人當屬教會,眾多藝術家在教會資助下,創作了大量宗教藝術作品,但也鞏固了教會對知識的壟斷。直到文藝復興,世俗王公貴族要打破教會權力,才成為藝術創作的金主,藝術家才得以衝破教會桎梏,表達世俗藝術理念。

換句話說,誰是金主,誰就能建立一套生態,而歷史上眾多金主的藝術修為,包括資助巴哈、莫札特那些,都不見得比走音天后好。即使在現代社會,類似現象也無處不在。且以最重視藝術資助的法國政府為例,在文化部長Jack Lang主政時,推動了羅浮宮擴建、新凱旋門、巴士底歌劇院等國家級項目,同時頻頻對大眾藝術發表評論,對藝術市場價格、藝術推廣外交等都直接指導,既改善了本國藝術家的物質生活,也促進法國軟實力的弘揚。然而,正如電影中的藝術家有賴於瑪格麗特的財富,而不向她指出真相,不少人也認為法國「藝術國家化」的指導思想,也妨礙藝術創作自由。更有評論指出,法國政府的舉措,意在將藝術制度化為國家意識形態一部分,這種做法,與中世紀教會和後來歐洲王室網羅藝術家的行為,實乃一脈相承。

快樂的謊言:被騙者往往洞悉一切

說到底,樂評人、金主的社會系統,真的會令當事人完全盲目嗎?也不見得,影片主角的原型珍金絲就是一例。她本人對自己的水準非常清楚,美國社會輿論也毫不留情指出她走音,但大眾獵奇、追尋「反偶像」的群眾心態,反倒助長了珍金絲的「受歡迎」程度。她這種「非主流」表演本身,就是大眾文化藝術的另一個面向,乃至變成cult的體現。結果,她個人音樂會的門票總是被搶購一空,每次演出後,媒體都大肆報道,就像十年前美國曇花一現的William Hung,與及網絡時代的一眾網絡紅人。珍金絲自處之道,也像William Hung的金句「I have tried my best and have no regrets」,自言「人們可以說我唱得不好,但不能說我沒唱過」。在群眾注視中,她找到自己的存在價值之餘,大概也得到一種agenda setting的權力快感,現實是甚麼,已經不再重要。這教人想起經典德國電影《快樂的謊言》,兒子為母親在德國統一後重建「東德之家」,最終母親其實心中有數,但母子都沈醉其中。這與電影中,瑪格麗特在留聲機聽聞自己「真聲」後的悲劇,形成鮮明反差。

不過,細心的觀影者想必發覺,即便在《金曲金后》,瑪格麗特對自己的真實歌唱水平,其實也不無懷疑。她也暗示過知道別人的評價,就像對丈夫每每「遲到」背後的原因,也早有所覺。只是,在眾星捧月的私人圈子,瑪格麗特或許沉醉於善意的欺騙,為的不是實現自己音樂的夢想,而是證明自己有議題設定的權力,而對一位無所事事、人生也沒有其他追求的富婆而言,最少這會得到鍥而不捨、努力不懈的美言。當這一自我認識被固化,「有沒有走音」本身,就已經不再是問題的關鍵。其實,活在快樂的謊言中的人何其多,學術界眾多追蹤「影響因子」的怪人,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走音富婆,假如到了人生最後一天,才如夢初醒,那種感受,只會比電影結尾一幕更震撼人心。

信報財經月刊,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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