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奧運的動漫:日本軟實力再思

在剛剛過去的2016年里約奧運會閉幕禮,主辦方按慣例將臨近結束的時間,交給下一屆主辦城市:2020年的東京,而日本的宣傳以二次元動漫遊戲角色、加上「增強現實」技術為主打,令世界刮目相看,加上首相安倍晉三最後粉墨登場,可說是日本軟實力的示範作。在整段視頻中,以東京城市風光為背景,東京塔、淺草寺、富士山等地標點綴其中,主軸卻是日本運動員與五個日本經典動漫人物一齊,將一顆象徵日本國旗標誌「日之丸」的紅球,從東京傳遞至地球另一端的里約。這五位二次元代表包括足球小將、叮噹(新一代稱「哆啦A夢」)、Hello Kitty、食鬼和超級馬里奧,各自都對日本體育外交有直接貢獻。

《足球小將》彰顯的體育精神自不待言,這一漫畫由著名漫畫家高橋陽一創作,自1983年起連載、並卡通化,成為20世紀日本在世界範圍內輸出動漫文化的標記,主角頑強不屈、永不言敗的鬥志,不但激勵了日本足球崛起,更成了世界各國球壇的共同話題。日本球星本田圭佑、香川真司等,都表示自己深受《足球小將》影響,而阿根廷球星阿古路、意大利球星迪比亞路等,都是「大空翼」的粉絲。相傳日本支援美國的伊拉克戰爭期間,為免物資運送時被襲擊,也是以《足球小將》圖案覆蓋車輛,其國際感染力,可見一斑。

至於叮噹、Hello Kitty 兩個形象,在整個亞洲、乃至全球,也是家喻戶曉。叮噹漫畫由藤子·F·不二雄在1969年創作,被視作國寶級動漫形象,加上近年登陸美洲,認受性正大為提升。這次叮噹與大雄、靜宜等追逐奧運「日之丸」的情形,瀰漫主角識於微時的感情,正是奧運友誼、團結的象徵;叮噹從百寶袋掏出的道具,既是成功傳遞「日之丸」的關鍵,也反映2020年東京奧運主打的科技要素,基本上,整個東京奧運足以成為一集叮噹大長篇電影。Hello Kitty則由Sanrio公司設計師清水侑子在1974年設計,設定中具有英國血統,主打年輕女性市場,商業上極其成功,公司基本上將之當作明星來包裝,令Hello Kitty亦廣泛得到代言機會,例如成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大使,影響力早超越二次元空間,變成平行時空的活生生存在。

在遊戲方面,「食鬼」是Namco遊戲公司在1980年代設計,也是1980年代「街機」經典之作。據統計,世界範圍內有超過10億人玩過「食鬼」,2005年它榮獲「世界上最成功的街機遊戲」這項健力士世界紀錄。新一代更熟悉的「超級馬里奧」,則由任天堂出品,同在1981年登場,成為「紅白機」必備,曾在全球賣出一億九千萬份拷貝,屬於數代人的集體回憶,即使言語不通,也能有共同話題。馬里奧勇往直前、絕不退縮的形象,居然變成安倍從東京穿越地心抵達里約的劇情,這一穿越,更讓人拍案叫絕。馬里奧要拯救公主,至於安倍的「公主」是誰、身在何方,也充滿想像空間。

事實上,日本為了贏得2020奧運主辦權,早在申請階段,就已啟動「動漫外交」。通常競逐城市都會委任「奧運親善大使」,通常由本國著名運動員擔任,日本申辦時,卻作出創意嘗試,宣佈由「永遠的卡通英雄」叮噹擔任「特別大使」。隨後,日本公佈了數十種叮噹不同運動造型的設計,根據東京申奧執行長水野正人的詮釋,叮噹蘊含「追求夢想、實現夢想」的精神,理應是全人類、尤其是年輕人共享,因此叮噹擔任特使,合適不過。而曾任日本首相的現任副首相麻生太郎,更是提出「動漫外交」的祖師,自己以天天讀漫畫的「御宅族」形象深入民心,對如何委任合適動漫人物進行政治宣傳,更有獨特心得。

當然,在日本社會內,也並非所有人都對東京奧運的動漫外交狂熱期待,例如日本「國民漫畫家」宮崎駿的作品,就從未在宣傳材料出現過。宮崎駿是日本戰後最享盛名的動漫家,作品如《天空之城》、《龍貓》、《哈爾的移動城堡》、《千與千尋》等影響力遍及世界,而且不乏政治社會訊息。但一直有訊息指宮崎駿對申奧「不感冒」,例如2013年,台灣《中國時報》曾報導宮崎駿說「與其花錢辦奧運,不如著力解決福島核洩漏問題」,因為後者真正關乎日本人民福祉,並批評那些慕奧運之名來東京的人「完全沒有改變日本的能力」,因此不會花精力為其宣傳。這報導隨後在華語媒體廣為傳播,然而日媒《Record China》網站專門就此訪問宮崎駿所在的「吉卜力工作室」,後者指責這一報道不實,說宮崎駿本人從未就奧運發表上述言論。無論如何,宮崎駿以沉默對待東京奧運,確是有目共睹,再考慮到宮崎駿動漫題材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描述、對商業社會的疏離,一切也是情理之中。

由此可見,日本政府選擇的「動漫外交」對象,也是經過精挑細選的,並非單論受歡迎程度就決定一切。過份有政治意識的宮崎駿動漫,無論當事人是否願意,都超出了軟銷奧運的所需,因為奧運的另一面:消費主義、民族主義,幾乎是所有深度動漫的共同批評對象。相較下,《足球小將》雖說世界大同,卻有明顯「大日本主義」傾向,最後日本球員衝出本國、稱霸歐洲的劇情,更與安倍要自衛隊「走出國門、承擔世界責任」的右翼思想相吻合;Hello Kitty本身情節模糊、性格模糊,本來就是消費主義的精心設計,方便與任何題材crossover產生「精品」;叮噹見證日本經濟起飛的歷史轉折,種種對未來的憧憬,折射了日本戰後重新崛起的慾望;超級馬里奧是借用外來形象「本土化」,乃典型日本文化「拿來主義」的慣例;還有食鬼,雖然內容空洞,卻讓日本科技打進全球,同樣意有所指。總之,沒有一個出場人物是偶然湊數的。

由於這些選擇符合安倍右翼主義的口味,他本人願意親自客串動漫人物,其實也是借奧運傳遞國家、乃至個人訊息。事實上,他的政府對2020東京奧運愈來愈寄以厚望,一來「安倍經濟學」的蜜月期已過,日本要擺脫衰退,始終談何容易;二來中日關係長期欠佳,日本「普通國家化」、乃至廢除《和平憲法》的呼聲愈來愈強,都需要一場世界級盛事粉飾太平,就像上次東京主辦奧運時,就被視為日本洗刷二戰戰敗屈辱、迅速翻身的里程碑。對安倍而言,2020東京奧運也是他的個人里程碑,在未來數年,日本將利用東京奧運加強社會動員,盡力振興相關經濟、文化產業,同時利用「動漫外交」拓展影響力。有了這份期待,一直有傳聞說,日本自民黨正考慮修改章程,允許安倍延續總裁身份,直至東京奧運成功舉辦。假如屬實,安倍就成為近年在位最長的日本首相,管治不啻成了一個朝代;他要讓日本經濟復甦後整體右傾、改變國防規範的宏願,也許會愈發接近事實。

亞洲週刊,2016年10月

延伸閱讀:《足球小將》之外:日本足球的軟實力

發表迴響

Up ↑

%d 位部落客按了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