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觀察美國大選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全球幾乎每一個地方,都把這現象和自己的處境對號入座,包括美國傳統區域安全夥伴新加坡。選舉前後,筆者基本上在新加坡渡過,此間學者、輿論對選情自然十分關注,選後對新加坡有何影響,也被熱烈討論中。

新加坡經濟發展模式與台灣、香港類似,一大支柱是國際貿易。對這類小型、外向經濟體而言,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一直是本地經濟發展命脈所在,而新加坡本身對國際經貿格局的結構性影響力又有限,因此長期以來,只能依賴美國領導的戰後自由主義體系,與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主要經濟體,進行密切貿易往來。但新加坡對建構自身在國際制度的角色十分積極,除了成為東盟大腦,推動不同國際組織總部設立在新加坡,同時也是亞太區域合作機制的積極倡議者,不僅與域內各國訂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還長期致力於多邊貿易協定建設。奧巴馬政府大張旗鼓的泛太平洋經濟合作協議(TPP),原來就是新加坡等亞太小國牽頭發起,美國才後來加入,可見新加坡這方面的前瞻性。

然而,特朗普在整個競選過程中,一直表現出傾向貿易保護主義的立場,甚至在最後一場競選演說中,指明「新加坡偷走了美國人的工作」,令傳統對美國保護充滿憧憬的新加坡人大為意外。雖然特朗普本人對新加坡不見得抱有敵意,甚至不見得在點名新加坡前有做過認真研究,但他的立場畢竟暗示,或許會在正式就職後,改寫現行的自由主義國際經貿規則。他雖然在當選後有不少弱化跡象,但始終對TPP 就嗤之以鼻,堅持不會讓其通過,令TPP的原發起國新加坡,可能成了「捍衛TPP之戰」的對立面: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上月出訪美國時,還一再向美國政府呼籲「TPP 是檢驗美國對亞太盟友承諾的試金石」,暗示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如此出爾反爾,只會令盟友心淡。一旦缺少了美國參與,TPP 將無法達成「升級亞太自由貿易準則」的宏偉目標,新加坡對剩下參與國的商品服務行業配套,也難免要重新檢視。何況美國外貿政策對全球經貿格局有重大影響,而特朗普的不確定性,可能讓全球各區域經濟波動加大,新加坡也難獨善其身。

新加坡對特朗普總統擔憂的另一個重要領域,即是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持續性。新加坡作為一個小國,強烈依賴亞太區開放、穩定的海上航線,因此對「規則主導」(rule-based) 的區域秩序,有強烈訴求。美國「重返亞太」之所以受新加坡歡迎,正是後者擔憂近年來日益強勢、偏好「實力外交」的中國,對亞太地區的既有規則造成衝擊。以南海爭議為例,新加坡本身並非島礁、海域聲索國,但在整個爭議過程中,新加坡的姿態十分高調,其駐華大使早前還與《環球時報》主編進行了數輪筆戰,卻引起國內部份華裔一定不滿。新加坡的立場其實非常明確,即將「避免武力」與「尊重國際法」兩條原則擺在最首位,而這二者,正是新加坡在亞太地區維護核心利益的關鍵。一旦美國不再積極捍衛亞太區這些原則,新加坡就會變成出頭鳥,這是不得不防的。

在過去,新加坡與美國在軍事、防務上保持密切合作,美國的太平洋艦隊頻繁停泊於新加坡,新加坡也頻頻參與美軍在區內的聯合軍事演習。這些防務合作和安全保障,都是新加坡用以進行大國平衡外交的資本。目前,特朗普在亞太的外交理念會否與新加坡相呼應,尚難判斷,但在已公開的戰略裏,不難看到他本質上將戰略部署視為生意談判,只關心美國在其中獲得的利益、和支付的成本,而不會太講求國際理念和道義。特朗普在南海問題上,始終未有表達清晰明確的立場,似乎也是其討價還價「國際生意」作風的伏筆,這就讓東南亞諸國非常擔憂;特朗普政府會否對新加坡一如既往地保持戰略投入、恪守安全承諾,也是一個未知數。新加坡官方則可以向國民派定心丸,例如國防部長黃永宏在特朗普當選後對媒體表示,新加坡在過去向美軍提供軍事基地和停泊港口、派兵支援美軍反恐戰爭等,為美國的防務做出很多貢獻,相信美新防務合作會以「互惠互利」為原則進一步發展,對與特朗普政府的合作頗有信心云云。

不難看出,黃永宏這番話,正正是從「談生意」的角度,來闡述與美國未來的防務合作,強調美國的得利與新加坡的付出,以期正中特朗普下懷,因為新加坡畢竟和其他區域大國不同,不算是特朗普口中「搭美國便車」的頭號代表。但假如特朗普有自己的計算方式,不看重東南亞,新加坡卻難免要調整方針。特別是此前新加坡與美國在戰略上的密切合作關係,或多或少引發來自中國的不滿,尤其是中國民間對新加坡「淪為美國附庸、不與中國合作」的指責不一而足,假如美國不再重視東南亞,新加坡在中國面前的議價資本,也將大為減少。對新加坡這樣的小國而言,處於單一大國陰影之下,絕非其利益所在,而且是應該竭力避免的,因此爭取美國停留在本地區,可謂當務之急。假如過去幾年,新加坡的姿態令外交界認為偏向了美國傳統精英的一方,現在特朗普上台,也許是時候適度鐘擺,才符合小國生存之道。

最後,是次美國大選過程中暴露的身份認同政治、階層矛盾等社會議題,也令新加坡社會有一定衝擊。民調顯示,新加坡人超過六成傾向支持希拉里,特朗普當選讓不少人大吃一驚,李顯龍總理在特朗普獲勝後發表在 Facebook的「祝賀」語中,坦言是次大選正如6月英國脫歐公投一般,反映出人們對現狀的不滿、對重塑身份認同的渴望,他的受眾除了是特朗普,似乎更包括國內同胞。畢竟這些影響社會政治生態的因素不止見諸歐美,也在近年新加坡社會中浮現:近年來新加坡社會貧富差距也在逐步擴大,本地社群對外來移民的觀感也發生了微妙變化,這在李光耀逝世前的一次補選已有充份反映。但與此同時,新加坡對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高質量的移民人口,都有結構性的巨大訴求,不可能像美國、英國那樣變得完全受民意主導。如何平衡經濟發展與本地社會福利再分配、本地身份認同和新移民之間的並存,就成為未來新加坡政治穩定的關鍵。不過特朗普式的政客,始終難以在新加坡民主複製,因為新加坡法律對預防種族衝突有大量設計,執行得很嚴格,不少特朗普的話放在新加坡,早已是犯法言論,而放在新加坡身處的敏感區域環境,這些法規的功用,卻實在不能否定。在全球邁向動盪的大時代,新加坡依然是相對穩定、可測的宜居綠洲,已經殊不容易了。

亞洲週刊,2016年12月

發表迴響

Up ↑

%d 位部落客按了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