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新主角:網絡、城市,與中國國際經貿發展

Khanna的基本思想是:現今世界國與國的競爭,已非昔日不同意識形態與政經體系之間的競爭,而是在同一世界體系之內的競爭。在這樣的競爭下,國家戰略重點已由昔日的領土爭奪,轉為競逐網絡與供應鏈、增加匯聚與影響全球各類人才、資本、數據、商品等流動的能力。換言之,在21世紀,人類社會的組織基礎,已非國界與主權,而是供應鏈與世界網絡聯繫(connectivity)。《金融時報》去年四月文章〈什麽是國力強大的關鍵? 〉,也提出了同樣的觀點,其中一段這樣寫道:「咨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表示,全球商品、服務、資金、人員和數據流動在決定國家、公司和個人的命運方面“扮演著越來越大的角色”。麥肯錫在其“聯系度”指數中對這些因素進行了衡量。“孤立就會落後”。處於全球航運和資金流動核心的小型開放經濟體新加坡名列榜首,荷蘭、美國、德國、愛爾蘭和英國緊隨其後。」

新加坡裝甲車事件:李光耀的智慧適用嗎?

目前新加坡和中國的矛盾,除了戰略層面的衝突,其實還是「文明衝突」:已經全盤西化的新加坡領袖(不少是華裔)根據西方邏輯處世,而在中國眼中,任何「據理力爭」,都是不順從的表現。左右圓通,除了利益計算,還要有文化交融的底蘊。

無論點樣,千祈、千祈、千祈唔好搭UA

情理之外的,卻是UA員工的態度:他/她們對delay習以為常,任何延誤,就會立刻機械式指引閣下去排「顧客服務部」的長龍,毫無任何歉意,也不聽任何解釋,彷彿和「how are you honey」性質一模一樣。親眼所見,乘客無論怎樣的特例,得到的都是同一款機械對答;最要命的是這類對答內容,必會加上毫無感情的「我完全明白」一類「體貼」字眼,更令人覺得眼前的不是人,而是機器,還是老化的機器。

加拿大能成為「後民族國家」嗎?

自19世紀中期,加拿大以「英屬北美自治領」身份,逐漸成為一個民族國家,「加拿大人」這一概念,就存在種族和文化理念的混雜:既有來自歐洲的殖民者,又有久居於北美大陸北端的原住民;他們既是歐陸王室文化的認同者,又見證著美國民主發展、並深受其影響。

東盟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嗎?

這些對比固然有點以偏蓋全,但確實反映了「東盟價值」的不同。在作者看來,東盟對世界和平的貢獻,主要反映在兩方面:第一,推翻了「文明衝突論」,證實區內伊斯蘭、基督教、佛教等不同文明不但可以和平共存,還能真誠合作,特別是展現了穆斯林文明與和平、民主、繁榮可以並行不悖。第二,證實了經濟制裁、軍事干預以外,通過閉門協商等「和諧」機制,也能化解區域危機。東盟成立前,東南亞頗有可能變成今日中東一類的亂局,今天卻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大國爭相拉攏的寵兒,理應得到和平獎。

俄羅斯黑客、特朗普與奧巴馬

奧巴馬的姿態,不少人認為是為了制約特朗普、設定國內議題。其實與此同時,也是和國際社會喊話。首先似乎是希望把美俄鬥爭,鎖定為未來美國外交主軸,但普京明顯有備而來,反應克制,不但沒有驅逐美方外交官報復,還藉此嘲笑奧巴馬是跛腳鴨政府,期待特朗普會「撥亂反正」。

雞年特備:法國與高盧雄雞

現時,法國國家足球隊、法國足協、法國欖球隊均以高盧雄雞為象徵,下圖為法國於 1982 年發行,紀念當年世界盃的郵票,左上角即有法國足協的雄雞標誌。

特朗普的伊朗政策前瞻

其實,美國就算要顯示「勇武」立場,也有另一種對伊朗政策,例如經濟層面「胡蘿蔔+大棒」升級版,奧巴馬政府的一系列舉措,正是這樣。一方面,美國國會日前投票,將美國既有的對伊朗經濟制裁延續十年,奧巴馬亦有意簽署,稱其與 JCPOA 無關;另一方面,奧巴馬又可能運用行政權力,要求部分制裁法案「免於執行」,並考慮對企業發放更多「特別許可」,鼓勵其進入伊朗市場,目的是令伊朗逐漸依賴美國,方便日後「和平演變」。不過對特朗普而言,這是曠日持久的慢動作,未免過份軟弱,而且不能杜絕伊朗擁有核武的危機。通過推倒重來,取悅軍方,樹立威望,拉攏共和黨部份建制派,滿足以色列、和國內極具影響力的猶太人,對中俄敲山震虎,而不會對國內經濟帶來任何損失,卻是一本萬利的生意。至於伊朗人民的生活、地緣政治的連鎖效應,卻是他計算以外的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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