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新主角:網絡、城市,與中國國際經貿發展

雖然國際關係依然以國家主導,我們還是不時提及現今全球化與海洋的關係,以及當下中國為何需要重視海權與港口外交。近期新聞,都在印證海洋對國家經濟活動的重要性,例如南韓航運巨業韓進海運(Hanjin)申請破產,其實是從反面證明航運與全球化如何關係密切。《金融時報》文章〈航運業不再需要“大油輪” 〉,對韓進破產的背景,有很簡明的分析:之前快速全球化,令航運公司更有誘因購置超大型集裝箱船,現在全球化放緩,卻為航運公司帶來運力過剩的沈重成本負擔;而按彭博報導,韓進破產消息傳出後,全球供應鏈大亂。

對新加坡而言,海洋同樣重要。2016年八月,總理李顯龍在國慶群眾大會演說中指,雖然新加坡在南海爭議中,沒有直接捲入領土紛爭,但國家仍然需要有明確取態,因為爭議當中所涉的國際法與自由航海權範疇,與新加坡國家利益攸關。因此,我們更應進一步探討海洋與世界網絡聯繫,何以對國家經濟表現與競爭力至為重要,以及對中國有何啟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研究員Parag Khanna的近著Connectography: Mapping the Future of Global Civilization,從網絡視角解構當下全球的經濟互動結構模式,書中觀點是理解中國當下國際經貿戰略很好的切入點。

Khanna的基本思想是:現今世界國與國的競爭,已非昔日不同意識形態與政經體系之間的競爭,而是在同一世界體系之內的競爭。在這樣的競爭下,國家戰略重點已由昔日的領土爭奪,轉為競逐網絡與供應鏈、增加匯聚與影響全球各類人才、資本、數據、商品等流動的能力。換言之,在21世紀,人類社會的組織基礎,已非國界與主權,而是供應鏈與世界網絡聯繫(connectivity)。《金融時報》去年四月文章〈什麽是國力強大的關鍵? 〉,也提出了同樣的觀點,其中一段這樣寫道:「咨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表示,全球商品、服務、資金、人員和數據流動在決定國家、公司和個人的命運方面“扮演著越來越大的角色”。麥肯錫在其“聯系度”指數中對這些因素進行了衡量。“孤立就會落後”。處於全球航運和資金流動核心的小型開放經濟體新加坡名列榜首,荷蘭、美國、德國、愛爾蘭和英國緊隨其後。」

這個全球趨勢,對主權國家影響深遠,其中一個重要影響,就是世界逐漸趨向以城市而非國家為本位;客觀效果而言,這是令主權國家「去中心化」。用Khanna的話說,建設連接世界的城市(City Building),其實是國家構建(State Building)的不二之途;治理城市的領袖,猶如國家元首(head of states)。Khanna舉的一個例子,是城市已成重要的資訊匯聚與外交場域,例如新加坡舉行的World Cities Summit,或巴塞隆拿舉辦的Smart City World Congress,都吸引了世界城市化專家、活躍份子、管理者等人士參與,以國家為本位的聯合國再不只是這類會議的唯一平台,為此Khanna創造了”Diplomacity”這個專用名詞。

Khanna以尼日利亞(Nigeria)海港城市、非洲第二大城市拉各斯(Lagos)為例,說明連接世界的城市與國家發展的關係。拉各斯的經濟規模,接近於另一非洲國家肯亞(Kenya),猶如城邦國家(City-state);事實上,尼日利亞的國家結構接近於聯邦體系,拉各斯因而有相當大的管治自主空間、使之更能專注於連接世界的經濟發展。今天的拉各斯已成供應鏈樞紐,而尼日利亞則被投資者形容為非洲繁榮的引擎。近期香港也有影響區域經濟供應鏈的案例。按9月底台灣《遠見》雜誌報導,快遞公司Lalamove觀察到很多東南亞國家的GDP百分之二十源於物流,於是以香港為基地、利用科技推出一小時送貨服務,現在業務已從香港擴展至新加坡、泰國、台灣、中國等地的29個城市。

主權國家所以會「去中心化」、世界漸以城市為本位,當中兩大因素,是全球不同的離散族群(diaspora)因交通便利等因素而擴大,以及資訊科技快速發展,這令城市成為世界經濟樞紐的門檻顯著下降。正因為有自主空間的城市,是國家乃至區域簇群經濟(Cluster Economy) 、推動發展的重要載體,Khanna引用美國經濟學家Paul Romer的觀點,闡述第三世界國家如何透過城市連接世界、避免成為失敗國家──Romer視已融入世界的「特區市」(Chartered City)新加坡與香港為楷模,認為拉丁美洲與非洲國家應在國內建立類近星港的世界城市。月前香港學者黃偉豪曾在評論論及提及Romer的「特區市」概念,他如此介紹「特區市」的操作:「一個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的國家,特別是發展中的國家(developing countries),可以把一部分的領土交託給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例如先進的歐美國家來管理,以促進經濟發展」。以暴力問題著稱的國家洪都拉斯(Honduras),其實已在著手建設「特區市」、聘用外國工程師、律師、城市規劃師與投資者、讓這些外人管理不同政治自主的「經濟發展與就業專區」(Zon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網絡對國家經濟的另一重要影響,是基建發展的經濟效用更形重要。今年9月,《紐約時報》報導Coming Soon, Economists Hope: Big Spending on Roads, Bridges and Ports,便介紹了美國加州奧克蘭港(Port of Oakland)擴建計劃的經濟價值。港口的價值,在於能夠具經濟效益地集中處理貨物物流;按論文Revisiting inter-port relationships under the New Geography research framework對世界港口經驗之歸納,港口的競爭力,取決於匯聚與整合網絡的空間能力,影響這方面能力的因素包括:交通配套的綜合程度、商業服務配套、簇群經濟發展程度、是否具有自由貿易制度、所連接的區域與城市、城市規劃是否能配合全球經濟活動、科技發展程度等。港口城市的這些特點,也是中國購置海外港口、增加自身國際經濟影響力的考量點與誘因。

世界網絡與城市的重要性,對中國放眼全球的經濟發展,意義起碼有二:第一,國家經濟實力的確立與維持,繫於世界城市,而香港至今仍然是中國之內難以取替的世界城市。2016年6月 ,香港網媒《灼見名家》便引用匯豐銀行亞太區顧問觀點,指「中國本身沒有國際金融中心。上海是在銀行資產方面比香港要大得多,但從來沒有人真正把它看待為國際金融中心,就是因為他們並沒有真正連接到外面的世界。」新近例子是中國需要透過利用香港的世界網絡,以深港通令中國A股國際化,繼而幫助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但中國當下愈趨強調國家主權的治港政策,卻會不利香港與世界的聯繫,進而不合中國自身利益;第二,中國致力推動海外基建,其實也是意欲增強控制國際供應鏈的一種表現──這某程度解釋,為何成效與可行性存疑、甚至有北京經濟學者認為,中泰鐵路線最終只會令中泰雙輸、「中國會成為最大的輸家」,中國仍然願意參與中泰高鐵計劃。

沈旭暉 鄺健銘

亞洲週刊2017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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