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的撤退:歡迎來到全球威權年代

假如要前瞻未來十年的全球形勢,除了右翼復興,還有甚麼?恐怕就是威權主義逐步取代民主化,成為主旋律。

全球化時代剛出現時,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預言「歷史終結」,相信代表自由主義的歐美民主制度,已成為人類發展的終極形態,而曾幾何時,這是教科書的內容。根據全球民主監測組織 Freedom House 的年度報告,1990-2005年間,全球被認可為「選舉式民主政體」的國家,從76個上升至119個。然而,隨後世界民主化持續低迷,2009年錄得40個國家民主化倒退,選舉式民主政體下滑至116個。2016年,民主倒退國家的數目更升至72個,這組織向世界發出緊急呼籲,稱「民主」在全球,正承受前所未有的壓力。

關於這問題,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研究民主化的專家Joshua Kurlantzick出版了專著《民主在退潮》(Democracy in Retreat: The Revolt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Worldwide Decline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認為箇中原因(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可從內外兩方面總結。在內部層面,根據傳統歐美民主制度的經驗,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才是民主化的中堅力量;但在東南亞發展中國家如泰國、還有眾多東歐及拉美國家,這一公式在過去十多年卻毫不成立,中產甚至走向了民主的對立面。

在這些國家,中產階級數目可能顯著,但遠非大多數。當民主化改革以直接民主或代議制被推動時,廣大處於社會中下層的人民,往往獲得比中產階級更多的話語權,他們與中產之間就全球化成果分配的利益衝突,成了社會矛盾焦點。民選政府在執政初時,往往為了「民意」,實行傾向民粹主義的社會政策,嚴重衝擊中產利益。在成熟的民主政體,這一利益衝突可以通過健全的政黨機制加以調和,但在眾多新興民主化國家,政黨(尤其是反對黨)的功能尚不健全,相關政策易趨向極端,後果是昔日反獨裁的中產階級在利益受威脅時,情願重新呼喚強人入主政府,導致國家政治向威權統治轉變。當這一趨勢再被基層民眾抵制,各方互不妥協,所謂「民主」,就淪為各方利益爭奪的口號。

Kurlantzick亦提出另一個外部因素:「中國模式」作為西方民主化之外的「第二選擇」,正受到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青睞。中國 、俄羅斯等以威權主義為管治哲學,輔以有限制的市場經濟,發展毫不遜於西方國家,而且能保持(高壓下的)穩定,還能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國際影響力和持份都越來越大。不少移植了西方民主後經歷國內動蕩、經濟發展承壓的國家,自然認為值得借鑒。與此同時,中國、俄羅斯都調節了策略,不再盲目攻擊民主,反而強調自己也是「另一種」「更有效」的民主國家,此消彼長下,西方民主化不再被視為天經地義的事。

這些發展,配合了資訊科技新時代的出現,更是一發不可收拾。《華盛頓郵報》編輯部在對全球民主化危機的反思文章中提及,依托全球信息互聯之大勢,新時代的威權主義統治者們,都懂得利用互聯網操控網絡公共輿論空間,引導公眾輿論。威權政府不滿足於昔日對政治異見者禁言,反而會主動通過官媒和「水軍」向社會提供「另類事實」、「另類民意」,以抨擊自由主義民主制度,這正是本欄曾談及的「獨裁者2.0」模式。慢慢地,民意也開始真的支持這種模式,而另一方要用同樣方法迎戰,魄力和資源卻顯得捉襟見肘,大格局就慢慢改變。

整個變革的轉捩點,大概是2008年,當時全球爆發金融危機,隨後國際油價持續低迷,唯獨中國發展一枝獨秀,俄羅斯也突破了能源外交局限有所斬獲,誘使了更多國家向威權主義轉向,以圖穩定國內動蕩。此後也不是沒有出現西式民主化實驗,中東、北非諸國出現的「阿拉伯之春」,根據另一政治學者Larry Diamond的框架,甚至可以說是「第四波民主化」,但效果卻是悲劇收場:獨裁政權倒台後,這些國家壓抑已久、錯綜複雜的社會宗教矛盾一發不可收拾,缺乏執政能力的新政府無力應對,國家隨即陷入分裂、內戰、饑荒。假如被逼在「伊斯蘭國」和薩達姆式獨裁當中選擇,當地人民會如何選,呼之欲出。即使是特朗普,也公開對埃及新強人塞西將軍推崇備至,而不再理會民主化的理念,餘事可知。

在這情況下,即使在老牌民主國家,「民主」的光芒也逐漸黯淡。特朗普明言不再推動價值觀外交,固然是美國外交立場的一大扭轉,而即使是他本人的施政,也很有威權風格,頒布涉嫌違憲的行政命令、於Twitter 公然抨擊法官判決、把主流媒體列為「人民公敵」,如此種種,皆是常規民主國家政客避之不及的地雷,但特朗普並不為此困擾,支持者更是堅定站在身後。歐洲諸國各極右政黨也正以「代表民意」自居,儘管主張屢屢涉及種族歧視、無視少數人權利,作風一如普京,但目前卻如日方中。這樣一來,就是本身不走威權路線的領袖,例如英國文翠珊,也宣佈外交不再推廣民主化了。

說到底,這些都是全球化的濫觴。哈佛大學教授Dani Rodrik 的著作《全球化悖論:民主於世界經濟的未來》指出,過去十數年中以歐美國家為主導,旨在打破各國界限、實現國際經貿、人口、社會高度融合的「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 ,實質上是無法與國家民主政治並存的:前者要求的政策,無可避免地更有利於跨國資本與精英,但對那些久居本土、無力塑造全球化格局的人而言,他們的政治授權、利益訴求與社會身份認同,都在不斷被政府忽略。在他們眼中,所謂全球化的政治現實不是「真.民主」,而是「別人的民主」。當近年反全球化浪潮席捲歐美,各發達國家社會政治生態也顯著兩極化,全球化中既得利益者與「被遺忘者」對立尖銳,民主為不同社群凝聚共識的能力,就不再存在。

歸根到底,民主作為一種政治理念和政治組織形式,並不能保證滿足所有人的所有訴求,亦不能保障自身的永續,本來就是一個各方妥協下各取所需的藝術。一旦這藝術的前提不再存在,怎麼辦?不知道。這正是福山在近年一系列新著中,對民主建設反思時特別指出的,當中不無自我批評之意。在全球民主退卻的年代,「捍衛民主」的答案,或許根本在民主之外。而這一點本身,同樣諷刺。

小詞典:第三波民主化

美國學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對世界民主化進程的論述。他認為近代全球共爆發過三次民主化浪潮: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標誌「第一波」民主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隨後的去殖民化運動,標誌「第二波」民主化;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以後,在南歐、拉美和非洲南部爆發出新一輪民主化浪潮,被稱作「第三波」民主化。

原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2017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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