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香港關係:被遺忘的雙城記憶

最著名的是已故愛國元老徐四民家族:徐四民的父親是中國同盟會成員,在辛亥革命前後到緬甸經商辦報,支援革命、參與抗日,徐四民子承父業,在二戰結束後,已是英屬緬甸的華商領袖之一。他的妻子也出身緬甸華商家庭,是「緬甸花生大王」之女,直到軍政府排華,1964年舉家遷往北京,再因為文革避走香港,成了北京重視的統戰對象、政協常委,創辦《鏡報月刊》,人稱「徐大炮」。

仰光迪洛瓦港:香港企業的國際視野

對緬甸而言,無論是迪洛瓦港、還是皎漂特區,都是「港口外交」環節之一。有趣的是,這兩個經濟特區分別位於中南部、西部,開發方分別代表了「國際標準」和「中國模式」。緬甸政府不讓和記同時建設港口和經濟特區,也不讓中資負責迪洛瓦港經濟特區(據說改革開放前,原是預了給中資的),而讓日本進駐,本身已經是一種平衡外交。

投資緬甸的綠色博弈

從 KIO 的立場來看,密松大壩要求大批邦民轉移,衝擊了當地社會經濟環境,如果日後緬甸中央政府借大壩施工、維護之名,進一步干預密松、乃至克欽邦內部事務,KIO 的生存空間就會被打壓,克欽與緬甸政府的微妙勢力平衡,也會被打破。

緬甸中資密松水壩拉倒的背後

不過看深一層,緬甸政府對工程握有絕對主導權,而願意服從民意,更可能是對條款反悔的藉口。根據中電投與緬甸政府的合作協議,水電站落成後,高達90%的實際發電都會賣回中國,緬甸則以土地出售收益、電力出口稅、五十年後完整的水電站所有權等,作為整個項目的回報,何方獲利較多,不難評估。

中產品味:曾俊華與昂山素姬

先說一些個人故事:曾俊華先生的政治助理羅永聰先生,是我的中學師兄。我們一起在同一個辯論隊、同一個運動社,是很好的朋友,但走完全不同的路線。他從小到大,每一篇講詞,都喜歡動之以情,我則習慣把一切理想放在理性計算的冰冷框架。他成為曾先生助理以來,我們有定期見面,看見曾先生民望不斷上升,我都是對他笑說:「雖然我好buy你老細個人咁單純,但那些築夢、齊心、信有明天,你不覺得很肉麻嗎?除了讓人喘息一下,哪些結構性問題能夠解決呢?」

英國脫歐,英聯邦復活?

其實早在20世紀中期,邱吉爾就曾提出「西方文明三大支柱」,包括「美國聯邦」、「歐陸聯邦」和「英聯邦」,三者是平起平坐的。可以說,英國自始至終未放棄作為全球大國的身份認同;而這樣的認同,是它作為邊陲一員參與歐盟所不匹配的。假如英國帶領英聯邦白人四國在國際政治舞台發聲,或能彰顯自身和美國、歐洲都不同的價值取向、身份認同和國民利益,正是禍兮福之所安。

一帶一路的遠鄰:阿聯酋的知識型經濟

阿聯酋的政治局勢一直平穩,與它內部的「高度自治」有不少關係。阿聯酋由七個酋長國組成,各國都有類似「一國兩制」的安排,「阿聯酋聯邦國民議會」只是聯邦層面的政策諮詢機構,由各酋長國代表組成,半數成員、正副議長均由選舉產生,各成員的地區利益一直得到相對平衡,而又有各式各法的彈性:有些如杜拜般進取,有些如沙迦般保守,有些則如阿布達比般後發制人。作為一個整體,阿聯酋內部互相對沖,卻有了鄰國沒有的優勢。

利比亞郵票的前世今生

1969 年 9 月,卡達菲推翻伊德里斯統治的利比亞王國,建立阿拉伯利比亞共和國,後來的郵票,自然經常以卡達菲本人的肖像為主題。圖中是 1985 年,利比亞為慶祝 16 年前的 9 月革命發行的紀念郵票。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卡達菲深信伊斯蘭教,因此他將利比亞國旗、國徽都改成伊斯蘭教常用的綠色。這款郵票的主色,因此也是綠色。

的士司機:新加坡最落後的一面

新加坡好歹是英語國家,卻幾次遇上基本上不懂英文的的士司機。他們堅持說,「你是中國人,就要說華語」,問題是目的地也是英文,根本沒有中文名字,可以說什麼呢?說街道,他們也找不到,建議他們用GBS,這些老人家回應是「我不管你甚麼S啦」(明顯其實又是不懂用),卻堅持要人肉帶路,面不改容。另一次上車,說了地址,司機說不懂,然後居然就被流利粗口趕下車,彷彿天經地義。至於在的士站揀客,更是日常生活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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