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國王:瑞典傳奇女王的心理故事

不久前有新聞報導,瑞典打算重新徵兵,以應付俄羅斯日益增加的邊境壓力,令人想到曾幾何時,在17-18世紀,瑞典也是歐洲、乃至世界一流強國。雖然今天瑞典不再以強國自居,但到過首都斯德哥爾摩,不難發現氣派猶在,那些年的傳奇瑞典君主們,雖然不太為我們熟悉,卻依然是歐洲家傳戶曉的人物。其中一位形象最突出的瑞典女王Christina (1632-1654年在位),事蹟曾多次改編成電影、舞台劇,包括2015年改編自魁北克劇本的北歐電影《The Girl King》。就是對不了解那段時代背景的觀眾而言,這電影充滿精采心理描寫,女王的形象亦比《伊莉莎白》系列的英國女王更立體,值得作為教材觀看。

第一個出櫃的同性戀女王?

即使是按今日標準,Christina的一生還是相當前衛,遠遠超前了她所屬的時代,無論是學識還是膽識,都可能是17世紀全球女性第一名。電影以「Girl King」命名,明顯要令人想起「Virgin Queen」伊莉莎白,但「Girl King」的性別定型更直白,因為Christina被不少史家認為是史上第一個「出櫃」的同性戀女王。電影講述她和女伯爵斯巴蕾(Ebba Sparre)的親密關係,由精神進而肉體,自然可算是(廣義)同性性行為的一種;但女王從小到大被賦予當「國王」的期望,也以這責任自我鞭策,登基時以成為「King」宣誓,對女性的感情,似乎也是心理失衡的一種釋放。女王並非美人,身形健壯、聲音低沉,自幼學習劍術,喜好騎馬打獵,甚至在著裝上,都偏好穿著男性裝束,這在17世紀歐洲王公貴族中,自然獨樹一幟。她拒絕了不少瑞典貴族追求,似乎對女性「從一而終」,但電影沒有交代的是她遜位離開瑞典後,卻與不少男性有過親密交往,反映她並非單純的性別壓抑,而是對國家、信仰、責任、生活的全方位,都有不少壓抑。在這前提下,閱讀她和女伯爵的關係,就更為微妙。

宗教改革時代的最大叛徒?

Christina的另一個劃時代行為,就是承受千夫所指,也敢於選擇自己的信仰。表面上,她和堅持選擇新教、離棄羅馬天主教的英女王伊莉莎白一世一樣,只是方向剛好相反:離棄新教、回到羅馬天主教。但事實上,兩者的權力暗示同樣是顛倒的:伊莉莎白皈依新教,是為了離開羅馬教廷的影響,跟隨父親亨利八世的軌跡,自立聖公會當一方霸主,完全是權力鞏固的行為。Christina卻不同,新教(路德宗)當時已是瑞典國教,但她從小秘密改信天主教,和天主教國家法國來的大使過從甚密,最終甚至為了公開信仰,而放棄瑞典王位,被國內視為離經叛道,乃至「叛教叛國」。這樣的叛逆率性,和她追求性別解放一樣,即使在今天,即使是普通人,也需要無比勇氣,何況是中世紀保守世界從王位變成平民的一介女子?然而,電影同樣沒有交代的是,她作為被「策反」的新教徒到了羅馬後,雖然一度獲得教宗盛大歡迎,但慢慢就因為生活過份自由化,和羅馬保守勢力也鬧得很僵,也不時保護被教廷打壓的人(例如猶太人),又鼓吹女性在舞台上粉墨登場。她選擇羅馬天主教,似乎是因為受不了瑞典本國的宗教權威,卻不代表她真的對遙遠的宗教權威心服口服。

名師笛卡兒的高徒?

Christina博覽群書,精通多國語言,天賦之高,無庸置疑。而且她好奇心極大,要把瑞典建成「北方雅典」,由古典知識、神秘學、到當時最前緣的科學都要知道,個人藏書是當時世上最大的知識寶庫之一(死後被梵蒂岡購入)。瑞典因為她的緣故,吸引了不少逃避中歐戰亂、瘟疫的知識份子,奠定的基礎,惠澤至今。女王最廣為人知的「知識之旅」,正是電影頗花筆墨講述的、和法國哲學家笛卡爾的關係。

笛卡兒作為一代哲人,既有對形而上的探討,也有相當務實的機械科學的一面。Christina通過法國大使認識了笛卡兒的著作(電影把笛卡兒講述為法國引誘女王脫離新教的共謀),專門把她請來瑞典主持學院,和做她的私人導師,最終笛卡兒不敵瑞典嚴寒天氣,不久就病逝。根據野史,二人甚至傳出過羅曼史,笛卡兒的算術也是隱藏二人感情芸芸,自然都是毫無根據。反而根據電影沒有講述的正史,女王和笛卡兒根本相處不來:她請笛卡兒到瑞典,只是希望得到支持自己追求各種自由的理論基礎;笛卡兒到瑞典的誘因,卻似是動員一國資源,協助自己進行各種實驗。因為互相都有期望落差,二人見面「上課」,前後大概只有幾次。雖然女王要笛卡兒凌晨五時授課的要求實在嚴苛,但也難以判斷,是否就這樣令笛卡兒吃不消身亡。反而笛卡兒形容天氣「嚴苛」,是否哲人講述心境的暗語,才令人有所想像。

被忽略的現實主義大師

正因為Christina的生平如此多姿多彩,她對國際關係最大的貢獻,就不時被低估,那就是她和《威斯特里法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的關係。就此,反而是這電影給予了充份肯定。Christina 6歲即為,因為父王古斯塔夫二世(Gustav II Adolf)在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中陣亡,條約正是戰爭的和約,前後談判了數年。瑞典是主要參戰國之一,和法國雖然屬於不同宗教陣營,卻是反哈斯堡王室的堅定盟友,算是勝方;神聖羅馬帝國、哈斯堡王朝及其附庸,則是利益受損一方。但無論如何,和約得以落實,和瑞典女王主動追求和平、放棄乘勝追擊、選擇最有優勢的時候議和大大有關。和約簽訂時,瑞典面積居歐洲第三大,擁有歐洲其中一支最精良的軍隊,並得到法國支付合約報酬,國勢如日方中。電影說Christina當時是「和平使者」,並非過譽,不過也許因為後來遜位,令箇中角色的重要性被有意無意間淡化。

《威斯特里法條約》在國際關係史極其重要,被認為是確立現代主權國家的里程碑,現實主義(Realism)學派把1648-1991年的主權國家年代稱為「威斯特里法年代」(Westphalian Era),可見Christina對人類文明的影響。事實上,她退位後並沒有失去對國際大棋局的觸覺,雖然客居各地做寓工,但往來無白丁,更一度和法王路易十四達成交易,獲安排出任拿玻里女王,去平衡法國和西班牙兩大勢力,同時暗中在南歐建立「新瑞典」。雖然後來不了了之,但假如成功,又是國際關係一大壯舉。今天要重溫瑞典歷史上的輝煌,除了認識這位「Girl King」,就只有親身到瑞典王宮憑弔了。

信報月刊,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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