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昭南情結」:二戰博物館命名風波

1942年2月15日,駐守新加坡的英軍向日本帝國軍隊正式投降,當日英日雙方就新加坡管治權進行交接的地點,就在新加坡福特車廠。2006年,新加坡政府將車廠定為國家歷史文物,命名為「舊福特車廠資鑒館」,廠中設有歷史展館,展示新加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第一手資料。去年新加坡政府對展館封閉修繕,以待今年週年紀念時重新開幕,展館重開時被改名,新名稱是「昭南展覽館」——「昭南」,正是日據時期對新加坡的命名,正如當時日本稱中國「支那」,菲律賓「比島」,庫爾島「樺太」等。「昭南」這名字迅速引發新加坡強烈爭議,特別是上一代華人反應最大,指名字代表痛苦的歷史記憶,會傷害新加坡人民感情。數日後,新加坡政府將展館名稱再改,成為「日據時期:戰爭與遺跡」展館。

新加坡精英對使用「昭南」不太敏感,可能只是在英語世界對名字有不同觀感,但也反映新加坡對政治不正確並未有如中國般敏感:假如有「支那二戰博物館」在中國出現,乃不可想象。這方面的落差、展館改名風波的背後,也反映新加坡社會對自身國家歷史、尤其是二戰日據歷史的複雜情懷。

根據新加坡官方主流視角,日據時期是新加坡社會最艱苦、黑暗的歲月,新加坡歷史博物館的日據展區,充份反映了當時的恐怖一面。總理李顯龍2月15日於Facebook專頁發文稱,這一展館「記錄了日據時期的恐怖和殘暴歷史,以及先輩在那段日子經歷的苦難,和展現的勇氣」,明顯不是要對日據歷史有浪漫化描述。

這一敘述視角,尤其見諸新加坡華人社群。當時正值日本侵華戰爭,身在新加坡的華裔因對「中華」的民族認同而敵視日軍,而與中國同仇敵愾,更在新加坡淪陷後,持續對日據政府展開反抗運動,他們即是一如東江縱隊的「星華義勇軍」。新加坡華裔積極抗日的姿態,讓日據政府將華裔社群視為頭號威脅,並針對其展開「肅清」運動。據後來披露的檔案資料,在日據期間,可能高達上萬名華人死於日軍「肅清」;據李光耀本人的回憶錄講述,他逃過日軍鎮壓,也只是幸運。日據時期新加坡糧食、物資嚴重匱乏,社會經濟與此英殖時期的繁榮景象,不可同日而語,都是日本人也難以反駁的客觀事實。

新加坡日據時期與獨立運動

但與此同時,在新加坡社會,亦有對日據時期歷史的另類解讀,親日、親西方觀點尤其容易有這傾向。須知二戰前期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一系列戰役,尤其是對東南亞地區英、法、荷、美殖民地所謂「ABCD包圍網」的短時間攻克(ABCD指美國、英國、中國、荷蘭),對當時不少人而言,卻標誌著近代東亞地區亞洲人首次成功取得對歐美殖民者的勝利。當時日本發動戰爭的口號,乃「促進東亞民族解放」,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今天這名字雖然聲名狼藉,但這一以反殖民為旗號的姿態,畢竟讓東南亞對殖民統治不滿的本地社群,看到「解放」的希望。

戰時駐守東南亞像馬六甲、新加坡一帶的英軍,雖然部署了重兵,但只有零星抵抗,就幾乎將整個殖民地拱手相讓給日軍,比香港戰役打得更遜色。這一敗績,極大減損了英殖民政府在新加坡社群眼中的形象和威嚴。正因此,在二戰結束後,英國從日軍手中再次接收馬來半島時,其統治的認受度,已完全不復當年,各族群爭取自治、獨立的訴求,如風起雲湧,不少獨立領袖,都在二戰期間嶄露頭角。從這一視角來看,日本擊敗英國的過程,事實上促進了新加坡、乃至整個馬來半島的身份認同和戰後獨立。

戰後的新日緊密關係

加上新加坡獨立後,在東南亞強鄰環伺下要生存,就更要放下和日本的歷史包袱,反而在經濟、政治等多方面展開雙邊合作,日本也樂於以新加坡為東南亞跳板。新加坡與日本在1966年建交,去年正值兩國建交50週年,新加坡資深外交官許通美(Tommy Koh)在《海峽時報》撰文回顧戰後新日友誼的文章,就很值得一讀。

在1970年代,日本製造業大規模在新加坡開設工廠、培訓當地勞工,對當時新加坡發展出口導向的製造業,乃至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有關鍵奠基作用。戰後東亞製造業經歷「雁型模式」升級,也有賴於日本與新加坡等進行密切資金、技術交換。如今,日本與新加坡互為對方第二大外資投資國,新加坡還在2002年,成為域內首個與日本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至於對當代亞太地緣局勢,日本與新加坡、乃至其它東南亞國家,也都有高度共鳴:雙方均強調建構以國際法主導的地區秩序(暗示中國不尊重國際法),對美國在亞太的角色,也抱有相同期待(以平衡崛起的中國)。雖然同是華裔為主的國家,新加坡與日本的雙邊關係,就與長期緊張的中日關係形成鮮明的對比。因此在新加坡民間、特別是新一代當中,幾乎找不到仇恨日本的人,這和香港新一代對日本的感情,卻頗為相像。

今日新加坡對日據歷史、乃至對日本的認識,也與新加坡自身社會族群政治有關。「新加坡民族」在官方解讀中,自然是超越種族的存在;但若對新加坡社會內的民族主義情緒追根溯源,不同族裔各自的民族意識,卻與日據時期的政策導向有密切聯繫。日本佔領馬來半島後,英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格局被打破,其中受惠最大的,就是之前受英政府政策歧視的馬來裔、印度裔社群。特別是在馬來裔眼中,在英殖民時期社會,伊斯蘭信仰自由被限制、穆斯林身份認同被壓抑,日本管治者反而放鬆了宗教事務管理,並打破新加坡就業市場的族裔分隔。日據政府的用意,乃是團結馬來宗教領袖,為自己的「大東亞共榮圈」野心提供助力。日本亦表態全力支持印度獨立運動,協助組織了東南亞地區印度裔社群,成立「印度國民軍」。此外,日據政府還推動過「大印尼計劃」,以期整合印尼人和馬來人為統一的民族,以便戰時征召。凡此種種,令日本的形象在其他族裔眼中,也有一定的正面回憶。

對以上歷史細節,新加坡官方輿論、教科書自然刻意淡化,反而渲染當年馬來半島不同族裔「先被英、日統治者利用、後覺醒並反抗」的正統觀點,以期將這段歷史,塑造為今天新加坡不同族裔的共同記憶。然而,歷史的痕跡並不容易湮滅,民間的情緒更不容易被掩蓋,今天新加坡上一代華裔、和有深刻大中華認同的一代人,還有新移民自然都對日據歷史沒齒難忘,也對任何相關描述大為敏感。但新一代「真・新加坡人」、精英階層、還有其他族裔,對日本的態度則要寬容得多。背後反映的,其實是新加坡內部認同的張力。歷史展覽館的改名風波,只是這張力的冰山一角罷了。

亞洲週刊,2017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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