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理森的「修昔底德陷阱」:中美篇

近年談及中美關係,有一個歷史名詞常被媒體提及:「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特朗普上台後,哈佛大學國際關係教授艾理森 (Graham Allison) 出版了《命中註定的戰爭:美中能逃過修昔底德陷阱嗎?》(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把這題目再次炒熱。我們多年前曾介紹過這名詞,現在乘新書出版,應該溫故知新。

「修昔底德陷阱」這名詞,出自公元前5世紀的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當時愛琴海沿岸的希臘世界有兩大集團,分別是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聯盟」。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前夕,雅典飛速發展,處於黃金時代,古典民主政治發展成熟,也擁有強大的艦隊和海洋貿易網絡。斯巴達則在陸上軍事佔優,而依舊保留寡頭政治制度。公元前431年,伯羅奔尼撒聯盟對提洛聯盟發動攻擊,引發兩大陣營全面戰爭。這場「古代世界大戰」在公元前404年塵埃落定,雙方都蒙受巨大損失,最終斯巴達獲勝,雅典的「黃金時代」隨之告終。

伯羅奔尼撒戰爭在古希臘史、乃至整個人類戰爭史研究,都至關重要。這不僅由於大戰波及範圍甚廣,更因為它是首次被完整、專業地記錄下來,記錄人就是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他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研究中,最為後世關注、爭辯的,就是戰爭爆發的深層原因:修昔底德認為,正是雅典崛起、斯巴達對此恐懼,才讓二者的戰爭無可避免(“What made war inevitable was the growth of Athenian power and the fear which this caused in Sparta”.)。自此,在近代國際關係研究中,凡是討論「崛起國」(rising power) 與「守成國」(status-quo power) 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上述觀察,成為了必定被引述的金句。

將以上金句演繹為國際關係理論的,則是我們這次介紹的國際關係學者艾理森。艾理森早在六、七十年代就在學術界成名,研究官僚政治決策過程對外交的影響,後來專注研究國防政策,對美國決策層有一定影響力。他認為一個崛起的大國(如雅典),必然會挑戰守成國(如斯巴達)既有的利益格局,而對這種威脅的預見,會導致守成國做出強勢回應,從而引發雙方戰爭,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艾理森繼而將這一理論運用於當代中美關係:他在《命中註定的戰爭》,分析了過去五個世紀內16個「崛起國 vs 守成國」的案例,包括兩次世界大戰中的衝突各方(這名單有點像《大國崛起與衰落》的研究方法);他發現其中12組案例中的衝突雙方都爆發了戰爭,也就是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根據艾理森的論述,以史為鑒,目前中美兩國在經濟、軍事、全球戰略部署等不同層面的關係,皆呈現出「崛起國 vs 守成國」的格局,而朝鮮半島、東海、南海的衝突,都有可能成為中美兩國全面戰爭的導火線。

艾理森將「修昔底德陷阱」應用於當下中美關係,雖然不一定獲得學界同僚認同,卻符合了兩國普羅大眾的民間智慧。從衝突雙方的特質來看,中國無疑是經濟、軍事實力飛速發展的新興大國,美國則是二戰後就領導全球、制定國際秩序的守成大國。隨著近年中國在全球的投資貿易規模不斷擴大、在太平洋的戰略存在不斷增強,美國政界、軍界無不感受到壓力,中國網民也無不感受到「中國夢」的亢奮。「中國威脅論」正是以美國為代表的整個西方社會,對中國崛起不安的明證,「修昔底德陷阱」,不過是將之進一步理論化而已。

特朗普當選後,縱然和習近平的互動比預期順暢,但艾理森依然認為,中美兩國的結構性衝突會進一步升級,因為現時兩國最高領袖,均對本國在全球格局抱有宏大抱負,而這些抱負,正是互相衝突的。習近平「中國夢」、「一帶一路」的戰略意圖,正是讓中國恢復歷史上在東亞的主導地位,進而成為亞太、乃至世界首屈一指的力量;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則是針對美國近年國力下滑、國內經濟下調,其強國之心,與中國如出一轍。

不少學者對艾理森的假定不以為然,主要因為三大理由:

  1. 艾理森的研究中,雙方陷於戰爭的案例,均發生在核威懾時代之前。自從核力量引發的「相互確保摧毀」(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成為威懾常態,核武國家之間的大型戰爭幾乎絕跡。中美兩國的軍方、政客,均對核武衝突的毀滅性後果有清醒認識,因此全面戰爭是不可想象。
  2. 與歷史案例相比,當代中美經濟、社會的互相滲透程度之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全面開戰,無論軍事上哪一方獲勝,在社會經濟層面,兩國都將蒙受難以挽回的損失。這樣的結局,不是理性決策者的選擇。
  3. 「外交」在今天國際關係的作用遠高於從前,如果中美領導人得以通過外交渠道,對彼此的戰略意圖充分了解,並對「避免衝突」有共識,就相對容易通過政策調整,避免全面戰爭。

近年「修昔底德陷阱」的相關敘述如此頻繁,讓習近平本人也不得不在多個場合親自回應。例如2015年,他訪美時表示中美兩國應通過真誠合作,消除戰略誤判,避免讓「修昔底德陷阱」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近年中國力推「一帶一路」,也有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意味:習近平多次說「一帶一路」的核心理念是互利共贏,追求「帕累托最優」,而非如同「修昔底德陷阱」那種「把當前大國打翻在地的遊戲」,可見他對逃過陷阱念茲在茲。「一帶一路」覆蓋的範圍,也避開了目前中美衝突的核心區域(西太平洋);按照北京構想,這戰略正是繞過「修昔底德陷阱」、和平崛起的途經,而不是衝突之路。當然,華盛頓、其他國家怎樣看,又是另一回事。

問題是正如艾理森在書中所言,「修昔底德陷阱」的關鍵,其實不單是具體利益,還包括「榮譽」、「恐懼」等根植人類內心的情緒,特朗普得以當選、全球化的輸家押注在他身上,正是理性+感性的雙重行為。面對變局時,理性計算固然重要,但決策者有時卻會更依靠人性本能,悲劇往往由此誕生。中美兩國互動能否超越人性、堅守理性?你說呢?

小詞典:修昔底德(Thucydides

古希臘歷史學家,他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今天研究古典國際關係理論的經典之作。在著作中,修昔底德展現了嚴謹的史料搜集態度和邏輯推演能力,被稱為「科學歷史之父」。他認為個人政治行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均源自人性的恐懼、對利益的追求,成為「古典現實主義」的濫觴。

信報財經新聞,2017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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