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經濟霸權,是否全球福音?

剛剛過去的德國漢堡 G20峰會充滿張力,和一年前的杭州峰會已經是兩個世界,自然不是甚麼「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峰會期間,美國總統特朗普成為眾矢之的,繼續批評其他國家對美國「不公平」,而默克爾的國際威望卻越來越高,被各國信任指數遠遠拋離特朗普,二人彷彿來自平行時空。但德國以「正義」形象出現世界,又是否必然的全球福音?

最新一期《經濟學人》的專題,就是探討這問題,單是封面展示的數據圖表,已極具心思。單從數據看,去年德國錄得對外貿易盈餘近3千億美元,其數額之龐大,位居世界各國之首;與之相比,即使是長期被美國批評持「貿易保護主義」立場的中國,也只有2千億多美元的貿易盈餘。換言之,德國出口業享受了極大利潤,其他國家的出口業則被犧牲,因此特朗普指責德國「剝削」美國出口業利潤,並稱要向德國汽車出口徵收重稅。這並非「個人意見」,強烈主張「懲罰」中國的特朗普經濟顧問納瓦羅教授,也曾稱德國是「匯率操縱國」,長期憑藉歐元對美元的低匯率向美國傾銷,傷害美國利益云云。

在特朗普的世界觀,全球貿易是一場零和博弈,對方多賺一些,自己就少賺一些。無論這一思路在經濟學家眼中多麼荒謬,但對於美國製造業藍領工人來說,進口自德國的汽車、機械產品源源不絕,就是讓自己工廠倒閉的罪魁。美國保護主義在特朗普帶領下,可能持續向德國發難;默克爾也很可能更堅定支持全球自由貿易理念,取代美國成為全球化領袖。

按照以《經濟學人》為代表的專家意見,特朗普對德國的批評,當然不準確。德國對外貿易的優勢,從不是貿易保護主義的結果,也難以通過談判、關稅等改變,更不能和「中國模式」相比。然而,這一大規模對外貿易失衡,對歐洲、乃至世界的經貿自由化,又的確是隱憂,德國需要作出相當程度的政策調整,才可能改變,而德國對此恐怕是沒有誘因的。

這是因為德國經濟壯大的背景,可以追溯到德國二戰戰敗之時。當時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大舉援助西德重建,固然對其經濟短期內復甦有莫大幫助,但西德自身工業的出口實力,不久就足以自力更生。《經濟學人》文章認為,維持德國強勢出口、以及穩步累積貿易盈餘的關鍵,並非貨幣政策,而是德國工人與企業之間達成的不成文契約:德國國內市場規模有限,為了發展經濟,德國企業需要在世界市場展現競爭力,為此德國工人自願接受(相對其他發達經濟體)較慢的工資增長幅度。

在這條件下,德國企業可以顯著降低生產成本、擴大出口規模,從而增加出口利潤。強勁的出口業績讓德國整體經濟發展良好,社會保障完善,德國工人就能享受高質素生活。週而復始,一個經濟大國由此而生。這發展模式,與北歐的小規模出口型經濟國家非常相近,而在全球化大潮中,德國繼續維持上述戰略,受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與英美相比就很有限,本國的就業水平、貧富差距,都處在可控層面。主張排拒移民、質疑經濟模式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等極右政黨,在德國始終難成氣候,除了有文化因素,德國經濟水平始終居高不下,更是主因。

問題是,德國經濟好,國家政策提倡多元共融,卻不等於一定對世界好。

在德國的強勢出口格局中,根據上述「社會契約」,德國工人階層因為工資增幅有限,消費能力也受限制,從而降低了德國的進口量,亦等於影響了貿易夥伴的出口增長。同時,步入老化的德國社會,亦將越來越多收入用作儲蓄。德國出口業預見到本國的低利率、老化趨勢,認為本國投資回報有限,於是將巨額出口所得的利潤投資海外。這一決策造成的影響相當深遠:一是導致國內基建投資不足,二是海外投資資本過剩,劣質投資和相關風險增加、投機成性,並會影響其他經濟體的發展(例如希臘)。目前我們難斷言德國的巨額貿易盈餘,會對歐元區、乃至全球經濟造成什麼直接影響,但大量投放海外的資本,畢竟容易在高風險地區形成泡沫,這也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背景之一。

一旦危機爆發,德國可能瞬間成為千夫所指,這與中國的境遇,其實頗為類似。要調整德國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德國工人的工資需要上漲,德國企業和政府需要加強投資國內,德國財政也應與歐元區其它經濟體的財政政策協調,尤其是將本國財政盈餘向南歐國家傾斜。唯有如此,德國才能與歐洲經濟體真正「和諧共處」,不會成為希臘等國眼中的「經濟侵略國」。然而,上述措施牽一髮動全身,德國國內誘因有限,領袖如受惠於經濟紅利的默克爾本人,自然也沒有動機做出宏觀改變。

德國和中國雖然價值觀不和諧,但近年雙邊關係不俗,除了因為有了對全球化的共同信念、以美國保護主義為共同對手,兩國作為全球化時代的實質獲利大國,其實也有共同利益。英國脫歐後,未能令歐盟解體,也沒有其他歐洲國家跟隨,其實反映挑戰德國控制歐洲的行動失敗;在可見將來,德國以龐然大物姿態影響全球經濟,依然會是常態。「歐豬國家」這名詞近年雖然彷彿被按下不表,但結構性問題依舊,希臘人對德國的仇恨也依舊。下一波危機,始終會出現的。

小詞典:貿易壁壘

指一國政府阻礙國際貿易自由流動的政策,主要分為關稅和非關稅兩大類。關稅直接通過徵稅形式,增加國際貿易成本,從而影響國際貿易量;非關稅壁壘則多種多樣,包括配額限制、本地生產補貼、進出口許可證等,旨在限制本國進口量,削弱海外商品在本地市場的競爭力。

信報財經新聞,2017年7月17日

延伸閱讀:德國難民政策:默克爾的理想與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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