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媒體眼中的李光耀故居風雲

自從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對南海仲裁案表態,與及發生香港扣留新加坡裝甲車事件,兩國關係出現明顯改變,中國輿論、網民對新加坡的評價,也有根本逆轉。《環球時報》主編與新加坡駐華大使的數輪筆戰,普遍被視為兩國關係轉捩點;中新雙邊高層會晤多次延期,則佐證了關係大不如前。李顯龍一家卻在不久前出現罕有的家事糾紛,中國朝野如何評價,令人頗有啟發。

這場風波的導火線是李光耀故居的處置問題。李光耀本人一直希望,自己的故居在去世後拆除,以防止個人崇拜風氣,與及對發展房地產樹立榜樣,這也符合李光耀一生提倡的務實作風。有新加坡朋友曾打趣說,假如他知道自己的喪禮,令不少新加坡人排隊大半天去鞠躬,定必對「降低國家生產力」表示遺憾。

6月中,李光耀次子李顯揚、女兒李瑋玲在 Facebook 公開發文,批評兄長李顯龍「濫權」,試圖違背李光耀遺願保留故居,以作為自己享有的政治遺產一部分。這還可算是家事,想不到二人進一步指控新加坡政治體制,認為李顯龍「個人濫權」,有將新加坡「封建王朝化」的危險,更指李顯龍種種舉措,實質是為自己的兒子李鴻毅接班鋪路。隨後,李顯揚更表示迫於壓力出走新加坡,因為李顯龍的作風就像「老大哥」;李顯龍則發佈視頻,就家事影響公眾公開道歉,並將事件破天荒提交到國會質詢。假如當事人不是李顯龍弟妹,而公開發表這類評論,新加坡政府已很可能控告他們誹謗;李顯龍也說是基於兄弟之情,才沒有控告,但新加坡政府依然對李顯揚兒子的言論控告「藐視法庭」。新加坡媒體報導此案十分小心,一切都是引述官方已經引述的內容,以免誤墮誹謗官司。除了這些指控的政治含義,由於李光耀曾提倡「儒家價值觀」,「第一家庭」卻未能「齊家」,也頗有諷刺意味。

關於本案對新加坡的影響,筆者自然不是專家,也無從分析,但觀乎中國各方的反應,則或可視作一個大觀園。中國官媒報道此事時,都不會添加帶有明顯導向性的評論,只當作一般國際新聞報道,不過篇幅則明顯比「正常」關於新加坡新聞的比例高,新華社、《環球時報》等都進行了連續追蹤,篇幅多包括李顯揚、李瑋玲對李顯龍的指控,而直至李顯龍公開發表道歉視頻之前,中國媒體對李顯龍一方的立場,只是略微提及。值得留意的是,在新華社報道中,專門引述「新加坡華文媒體人觀點」稱,新加坡民眾對於事件「非常震驚、難過甚至憤怒」,雖說是引述性評論,但傾向性也不言自明。綜觀有官方背景的中國媒體報導,李顯龍在事件的形象,明顯傾向負面。

至於中國的評論圈子,觀點則遠比官媒多元化。例如自由派的《南方人物周刊》將這事件延伸至對「新加坡管治與模式」大辯論,認為李光耀一生的最大政治遺產:「新加坡模式」的延續性已經收到挑戰,新加坡的威權管治也走到關鍵轉折點。《新京報》一篇評論文章更為直接,將批判矛頭指向「李光耀模式」關鍵特色:「家長制」,指出新加坡發展早期,李光耀把握「家長制」和「唯才是舉」兩條主要原則治理新加坡,取得非凡成就;但隨著新加坡步入發達經濟體階段,管治模式也理應從「家長制」畢業,政府公權力理應源自民眾授權,否則「第一家族」內部事務,很容易外溢成為國家事務,從而對政府公信力造成負面影響,也不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常態,更容易成為反對派攻訐的把柄。上述觀點,代表了相當部分中國精英對「新加坡模式」的看法:不是全盤接受或否定,而是一方面肯定其在發展過程中的獨特成效,但也擔心無以為繼,即使兩國不是交惡,這些分析也早晚會出現的。至於這些評論,是否對其他國情有其隱喻,則可自行判斷。

「新加坡模式」:階段性模式還是能長治久安?

不過與此同時,也有不少中國評論員依然對新加坡投下信心一票,認為無論是李顯龍本人、還是人民行動黨,都經歷過大世面、大風浪,對於這種程度的挑戰,不至於無力應付。李顯龍向全國(乃至全球)發佈道歉視頻、主動將事件提交國會質詢,就是高明的危機處理公關,自此事件發展從公眾輿論轉向政治體制內部,李顯龍的控制力其實在加強,這樣的處理,既順應了民意、利用了公眾平台和媒體,又維繫了掌握行政資源的優勢,即使是中國政府的處理手法,也不過如此。何況李顯揚、李瑋玲等也沒有「造反」之意,不見得希望新加坡政體或既得利益群體出現改變,只是在尋求妥協空間,因此不少中國評論人士不時提醒,不必對李家內訌過分解讀,更不認為這標誌著「李家政權變天」或「人民行動黨獨大終結」,反而應該當作學習新加坡危機管理的一課。

相較以上分析,中國內地網民就更多抱著看熱鬧心態,而在愛國主義盛行的中國互聯網生態,相關討論又一如所料,往往朝著對李顯龍本人外交立場的批判方向發展。這顯然是中國網絡民意的反映,一來是對新加坡不支持中國民族主義立場的不滿,二來更是對新加坡「作為華人社會卻不與中國齊心」的反彈,後者涉及相當敏感的身份認同問題,在新加坡不少中國新移民群組當中,也能看到類似情緒。不少新加坡學者指出,上述心態正讓中國對新加坡外交政策有不切實際的期待,而每每在現實出現期望落差,令中國對新加坡愈發失望;另一方面,也令新加坡擔心境內未融入的新移民與中國「裏應外合」,潛在衝突,可大可小。特別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新加坡政府對新移民的控制能力已急劇下降,他們可以天天看《鳳凰衛視》、在淘寶購物、在微信群組通訊,而根本不必懂英語,也無須理會新加坡社會發生什麼事,這和近年新加坡也興起本土主義,不無關係。新移民對類似李家風雲的事,產生脫離傳統新加坡主流認知的評價,也就變成常態。

此案經過一輪折騰,隨著李顯揚、李瑋玲表示願意在「父親遺願不被扭曲」的情況下告一段落,已經逐漸平息,但中國會否抓住這一時機,對新加坡展開「魅力攻勢」,也是各方關注所在。外交界一直有傳言指,新加坡將終止和台灣的「星光計劃」軍事合作,作為對北京釋出的善意,而到目前依然未成事;另一方面,新加坡國立大學一名已得到永久居民資格的華人學者,則被指「從事間諜活動」被逐出境,也令類似背景的新加坡華人深受震動。種種訊號縱橫交錯之際,微風起於萍末,兩國輿論往往被認為是「track two diplomacy」,足以對雙邊關係產生微妙影響。作為期望兩國關係長期友好的人,筆者只能祝願明天會更好。

亞洲週刊,2017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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