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淨土雜化的挑戰

上期我們談及緬甸作為「一帶一路」重點國家的投資機遇,但假如不熟悉當地情況,遇到的挑戰也必不會少。除了曾提及的房地產擁有權問題,樓價的起跌,也令外界難以捉摸。

緬甸雖然情況與香港不盡相同,但也曾面對樓價過高的問題。特別是在2011至2014年間,緬甸樓價熾熱的程度,足以令政府出手為樓市降溫,不過當時政府的手段主要是針對本地人,而非國外投資者。須知緬甸居民需繳交的稅是外國人的三到七倍(註:該政策2016年4月開始實施),足見緬甸政府主要目標並非外來者,也許因為緬甸人有一種買樓文化,本地雜誌《Frontier Myanmar》一篇文章,引用當地一名房地產經紀的話,就是最佳寫照「樓價在升的時候,緬甸人十分踴躍買樓,但樓價下跌時就不再買」。因此,從緬甸人接觸到的樓市資訊,可能和我們慣常的認知頗有落差。

對國外投資者來說,緬甸房地產市場需注意的另一特徵是,置業與租屋價格兩者之間,通常不見有相同趨勢。這是因為外國人對租樓的需求一直很大,令租金不如樓價般容易升跌,反而趨於平穩。問題是,人們對緬甸樓價亦非一面倒地樂觀、或預期價格必然穩步上升,反而緬甸房地產也有崩潰危機,而中國因素,很可能就是幕後黑手。《Frontier Myanmar》同一篇文章就擔心,因為緬甸人普遍對中國股市未有充分信心,擔心其股市會突然崩潰,繼而牽連東亞南市場,包括緬甸,為緬甸房地產帶來不確定性。緬甸政府嘗試向國際投資者釋出善意,但房地產前景的波動,依然難以捉摸。

另一影響投資環境的考量是社會穩定與否,而犯罪率是最清晰指標之一,假如罪案率高,投資者難免因為安全問題卻步。雖然緬甸官方未有公佈有關數字,但從不同報告及統計數字可見,緬甸大城市的罪案問題,也和其他發展中的大城市一樣,可能越來越差。據當地人分享,晚上獨自在街是頗危險的舉動,搶劫、入屋爆竊等罪案在仰光時有出現,但犯案最多的內容,則始終是貪污賄賂。根據統計網站Numbeo的數據,緬甸近三年來的罪案增長率,屬於高的一群。美國國務院Bureau of Diplomatic Security引述The Overseas Security Advisory Council的報告,進一步闡述了這情況:緬甸的罪案有多元化的趨勢,而執法部門的能力,則尚待提升,對投資者而言,也帶來新的陰霾。

緬甸罪案變得多元化、持續增加,某程度上是與經濟結構有關。本來緬甸是一個「現金城市」,絕大部分交易都以現金進行。加上軍政府時代貪污嚴重,以及國際金融準則在緬甸未全面應用,因而孕育了大量灰色地帶,造就緬甸成了一個「洗黑錢天堂」。到了近期,電子科技開始起步,現金以外,電子貨幣開始逐漸流行,本應是緬甸經濟騰飛、轉型的契機。然而,相關配套和監管法例未盡完善,令網絡金融犯罪、盜取身分等類型的罪案隨之出現。

根據緬甸報章《緬甸時報》引用BMI Research報告的數字,發現2014年只接到20宗可疑交易報告,數量低得令人懷疑,反而令人覺得「緬甸是金融犯罪的最理想地方」。德國技術合作公司(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 GIZ)的另一份報告,概括了緬甸金融業的最大挑戰,當中包括銀行體系未達國際標準,以及行內人才短缺等,這些都是造就金融犯罪環境的溫床。總之,緬甸國內的安全,特別是金融、網絡等方面,並未有隨著國家開放而變得成熟,反而顯出緬甸政府力有不逮的一面。

因此,獨立投資者、企業希望進駐緬甸,保安方面的成本可能十分高,這是計算成本時不得不察的。即使緬甸政府下定決心改善上述問題,不論是搶劫、貪污,還是金融犯罪,都難以在一朝一夕解決,也就是說,外人暫時未能依賴政府的公共服務,例如警察、網絡安全保障等,自己就需要自己負上更多責任。例如不少投資人都擔心,員工宿舍的保安設備可能需要定時升級,又或需要光顧私人網絡安全公司,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

緬甸多元社會的隱憂

社會穩定,自然令投資者熱衷,若有一個多元而穩定的社會,那就最理想,因為有各種不同的小社區,作為同一種族或宗教信仰的同心圓(如唐人街),每每更易吸引更多不同外資前來。這種樞紐,也是香港騰飛時的一大憑藉。問題是,觀乎緬甸的情況,本來深厚的多元底子,近年恐怕已所剩無幾。種族方面,受緬甸官方認可的達到135個,緬族、撣族、華裔、印度裔等都是較大的族群;宗教方面,有八成以上緬甸人信奉佛教,6%信奉基督教、4%信奉伊斯蘭教;但緬甸空有種族信仰的多元,卻不見得內部和諧。

民主化之後,緬甸政府想要維持政治、經濟方面的權力之餘,也希望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少數族裔武裝組織(如克欽獨立軍),則希望爭取更多自治權;羅興亞人等不被認可的少數族裔,則希望爭取公民權;各種未能分到既得利益的社會持分者、外國勢力,則在上述三者之間遊走。撇除今天的羅興亞人道危機不談,緬甸社會的族群關係也一直緊張,自1991年到2014年的十多年間,聯合國針對緬甸通過了二十多次決議,人權、難民、平民未有得到保障等議題,都是國際社會所憂慮。不少緬甸天然資源都座落在少數族裔控制的地區,令投資者無所適從之餘,也不知道如何有單一基準去應付不同要求,而一旦軍方對羅興亞人的高壓處理製造更多傷亡,緬甸會否從新成為被制裁的對象,也難說得很。結果,多元的種族和信仰未有在緬甸發揮吸引國外不同文化的作用,反而成了衝突不斷、嚇怕外資的原因。

但緬甸不再爆發種族衝突,卻肯定是投資者的佳音。單以若開邦(Rakhine state)來說,目前估計有一百萬羅興亞人住在當地,而作為不被承認的民族,他們沒有公民權,也就是不能正式投入勞動市場。換句話說,假如羅興亞人得以被承認,緬甸「正式的」勞動人口將會大增,勞動成本能受壓下降,對不少跨國大型企業來說,理應是一大喜訊。而且不少少數族群,屬於有特殊戰略價值的一群,例如緬甸國內分別有3%和2%的中國人和印度人,都可以看作中國、印度在國內的利益代言人,只要管理得宜,緬甸民主化後的「對沖外交」,不但能夠體現在全球強權(中美)之間,也能體現在區域強權(中印)之間。從大國互相制衡中,製造有利的營商環境,正是緬甸這類國家的空間所在。

綜括而言,緬甸正面對的社會問題,更多是源自其內部,而不是外國勢力。在房地產議題上,緬甸雖有心吸引外資,卻因為欠缺經驗,而未能達到預期效果;在罪案問題上,突如其來的政治經濟改革,似乎對國民殺了一個措手不及,罪案問題不跌反升,而且越見複雜,為外資卻步提供多一個理由;在族群關係上,緬甸不但未有充分發揮其優勢,更朝相反方向推進,希望通過民族主義穩定政權,卻可能製造新問題,影響發展。歸根究底,這反映緬甸政府的執行能力欠佳,民主化並未能即使加強政府認受性,效率也沒有改善,既做不到即時與國際接軌,自然也難以根據原有體制,有效招商引資。單舉一個親身經歷,已足以舉一反三:當我們在緬甸考察時,和政府官員預約時間是一大學問,往往最後一刻才能確定,卻又經常臨時取消見面,而且一旦正職因是未能出席,也沒有副手補上,這些很簡單的工作倫理問題,已經反映整個國家管治階層的思維,和外間的期望,存有明顯偏差。

最後,作為投資者也好、緬甸的朋友也好,我們只能期望緬甸政府儘快成長,這樣對人對己,都是好事。對投資而言,政府的高效,是比民主更重要的強心針;而對世界各國而言,正如新加坡《海峽時報》評論指,緬甸也是一個需要變得更穩定的地方。緬甸的地理位置已經是中國、印度各自的地緣政治策略核心,它對東南亞地區穩定至關重要,還可以在中美兩大國之間扮演關鍵對衝角色。「一帶一路」以緬甸為前哨站,可謂有危有機,如何把握,就看各自造化了。

(研究助理Kelvin Chu對本文亦有貢獻)

彭博商業週刊,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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