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大數據出現於蘇聯

我們早前探討過大數據、物聯網等資訊科技,如何讓威權主義或極權主義成功實踐,有讀者問:假如冷戰時代就有這些科技,社會主義國家可否實現計劃經濟、全面監控,以鞏固其統治?蘇聯的崩潰,可以避免嗎?

要討論這命題,得先了解計劃經濟當年的運作。眾所週知,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絕大部分時期,都實行計劃經濟,生產原料、企業大都由國家擁有,勞動力也由國家分配,以生產出計劃目標的產品數量。這些國家的供求並非由市場主導,而以追求不同的「五年計劃」為目標,消費者的需求沒有得到重視,因為國家希望藉計劃經濟推動工業化、現代化及農業集體化,以追貼西方資本主義的生活水平。

計劃經濟的本質與缺陷

理論上,「五年計劃」由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Gosplan)制定,經歷不同領域、不同級別的機構、官員、企業,再由國家計劃委員會修改,最後在黨代表大會通過。然而在實際操作上,政治局成員、以致總書記在過程中,究竟參與多少? 他們有否明示或暗示訂下指標?這些指標是科學化的指標,還是抽象的指引?則難以說明。蘇聯治下的烏克蘭大饑荒、中國的大躍進,都是計劃經濟沒有大數據支援下的災難性後果。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本質的問題,在學術界自然討論多時。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艾利文教授(Michael Ellman)是研究這範疇的權威,他提到社會主義經濟體經常生產消費者不需要的產品,但另一方面,又有一些必須品、商品總是存貨短缺,然而當局對商品庫存的數據並不充份,甚至不準確。即使最低層的數據準確無誤,在匯報過程中,官員因存在升職的誘因誇大成果,或技術官僚因循失責,而令上級難以掌握實情,這些情況,至今依然,不見得是歷史。

由於計劃經濟未能滿足人民的需要,在社會主義國家,往往出現「第二經濟」(The second economy)。學者森遜(Steven Sampson)指出,「第二經濟」由非法生產或交易產生,亦包括企業、工廠為追求生產目標,而產生的非正式或非法活動、地下工廠等。這些活動在冷戰時期的東歐、蘇聯相當盛行,在今日極權主義的最後代表北韓也同樣出現,導致經濟活動無法準確統計,官方數字準確性成疑。基於以上因素,美國從不輕信蘇聯官方公布的數字,中央情報局會自行統計相關數據,不少人認為CIA的數字,較蘇聯官方公佈更可信。

那麼在現代社會,有了資訊科技革命,又是否可以避免以上制度上的缺失與人為錯誤?

正如早前談及,大數據、物聯網等,是一個全天候收集個人數據的機制,問題只在於不同軟件的權限、如何儲存或傳遞相關信息、誰人能掌握等,但技術本身,毫無懸念。假如政府決意收集全國國民這些資訊,首先就可以解決「第二經濟」無法被紀錄的問題;而每一個紀錄,也不用經過官僚系統逐級向上匯報,政府高層可輕易掌握準確數字,第一個問題,也可以大部份解決。

舉一些實質例子,阿里巴巴每年統計「雙十一」的交易資料,除了是大數據,還是即時性的數字,避免使用滯後數字作決定。以往這些技術只會用於金融業,如股票、期貨等交易,但現在就連到便利店購買一包紙巾,也可以立即反映到不同伺服器內。又如美國的Amazon Go,連「客人拿起商品」這個動作本身,甚至不涉及具體金錢的購買行為,也可以被紀錄。當這種技術被推而廣之,不止是股票買賣,基乎所有日常消費、零售行為,均可被統計。

在自由市場,這些資訊可以令政府、企業清楚了解需求,但對蘇聯一類國家而言,假如當時有這些技術,就可以利用更準確的數據,制定「五年計劃」。唯一未能改變的是決策者會否忽視實況,作出不設實際的目標;但相信在大數據年代,一切透明,領袖要「逆天行事」,即使在極權政體內部,也不容易為所欲為。

大數據年代的大監控:由俄羅斯SORM開始

在經濟層面以外,這些技術同樣可用於政治層面,假如蘇聯的國家安全委員會(KGB)有了大數據,就不只是如虎添翼。作為情報機構,KGB主要對不利蘇聯的行為進行情報工作,而正如早前提及,自赫魯曉夫起,蘇聯的情報工作就出現「去政治化」、「去中心化」的監控,人民在社會、經濟層面的舉動,均被非常規組織監察。但與此同時,只要行為並非超出政治層面,當局也不會作出行動,而且基於人手問題,備受關注的往往是異見者,他們會被入屋搜查「反革命」證據,而普羅大眾,則大致生活如常。

不過隨著科技發展,人民的生活與互聯網緊扣,蘇聯的繼承者俄羅斯,就公然嘗試掌握國民在網上的行為。根據《維基解密》公開的文件,俄羅斯有一套名為「SORM」的情報系統,自1990年代起就對國民全方位監控,由電話、短訊開始,到近年的互聯網、社交媒體、信用卡交易、智能電話等,無所不包。對比蘇聯時代,這個系統可更快、更有效掌握全國人民的行為,而作為KGB培訓出來的領導人,普京對這一套,自不會擱下不用。

我們也許認為網上行為自我約束,便可逃避監控,但現在天眼處處,加上容貌識別系統發展迅速,結合大數據的應用,離開家園後的一舉一動,幾乎都被紀錄在案。在中國國內,不少新建屋苑、廠房,已使用具容貌識別的保安系統,能輕易辨認住戶容貌,並顯示如年齡、身高等基本資料,就連出入次數也可紀錄。即使放下電話,你的日常生活,依舊暴露於監控系統當中。個別容貌識別系統更聲稱具有「深度學習能力」(deep learning),與昔日的舊式閉路電視不可同日而語。現時這些系統仍處於早期階段,屋苑、店鋪的保安系統,未必與官方機構的互聯互通,但要將不同系統連結一起,技術上並不困難,幾乎肯定會有這一天。

假如斯大林活到今天,蘇聯在推行計劃經濟、資源分配上,政府應可掌握更廣泛、更準確的數據,以實現他心目中的工業化、現代化;政治上,亦可更微觀地監控民眾。最大挑戰反而是擁有大數據的一群,會成為吉拉斯(Milovan Djilas)所說的「新階級」,甚至取代領袖的地位,總之,平等社會依然難以實現。但只要接受了這一點,假如這制度令一般人過得安穩,又能容許走過場的「民主程序」,威權政體是否比民主政體更吸引,卻是一個嚴肅課題。近年全球支持民主政體的比例不斷下降,似乎就是一個迂迴的答案。

小詞典: SORM

2017年9月,維基解密供報來自俄羅斯公司Peter-Service的文件,顯示該公司與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內政部共同建立了一個情報系統SORM。系統可搜集用戶於電話、互聯網上的紀錄,2014年更擴展到社交網絡層面。根據俄羅斯法律,不同安全部們可取得由SORM收集的信息。

信報財經新聞 2018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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