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共識的終結:當「李森科主義」在俄羅斯復興

我們探討過大數據、物聯網等科技一旦結合威權管治,將會如何改變日常生活,亦討論過高科技實現計劃經濟的可能。然而,這趨勢卻不代表科技就是一切:恰恰相反,通過同樣的資訊科技,「反科學」作為一種思潮,卻可能同時復興。冷戰期間,蘇聯盛極一時、被西方視為偽學的遺傳科學「李森科主義」(Lysenkoism )近年居然在俄羅斯復興,就是典型例子。
今天我們對「李森科主義」這名詞大概感到陌生,但曾幾何時,遺傳學家李森科(Trofim Lysenko )大名對一代人可謂如雷貫耳,強烈反對他的人,更以「20 世紀殺人最多的科學家」相稱。他出生於沙俄年代,受人注目源於1928 年發表關於「春化現象」(vernalisation )的文章。所謂「春化現象」,是指種子經過低溫處理後,才能由「營養生長」階段,過渡到「生殖生長」階段,而箇中能夠通過後天因素改變先天特徵,這就是李森科理解遺傳學的關鍵。逐漸成型的「李森科主義」否定DNA 及遺傳基因的傳在,以「獲得性遺傳」為基礎,指「特徵」(characteristics) 可因外在環境改變而後天獲得,並將之傳到下一代,更進一步的是可透過操控環境,而永久塑造動植物形態。

1930 年代中期,亦即蘇聯官方不承認的大饑荒爆發過後,李森科提出對遺傳學的見解,在那個特定情況,受到官方高度重視,加上他的研究以農作物遺傳學為主,官方喉舌《真理報》將他稱為「赤腳教授」,以配合「農村醫生」形象。這些「貼地」標籤,加上他的理論與西方主流觀點大相逕庭,令李森科受到蘇聯不同階層的歡迎,被視為「民族英雄」科學家。1948 年,列寧全聯盟農業科學院將李森科學說定為「唯一正確的理論」,史達林始終大力支持李森科,直道赫魯曉夫上台後,他的影響力才大不如前,但卻是一代蘇聯人、乃至全球共產主義信徒深信不疑的真理。

李森科的理論,對今天接受過基礎生物學知識的人而言,也許是荒誕不經的「偽學」,但一來當年基因研究尚未普及,二來蘇聯的科學研究以服務政治為主旋律,「李森科主義」崛起,自有其偶然與必然。大饑荒發生時,蘇聯當權者不可能全不知情,只是領導層希望尋求更有效提高農作物產量的方法「賑災」,而不是向國際社會求助。李森科認為可以透過操控環境,改變動植物特徵,而這些「特徵」可被理解為植物需要更少空間、或在冬天種植,一度令蘇聯領導寄予厚望。雖然這些違反自然規律的種植方式,最終令食物產量進一步下跌,受害的不只是蘇聯,還包括其他社會主義陣營盟友,後來中國的「大躍進」,也是犯了類似毛病,但當時領導人只認為是未找到「操控環境」的有效方法,而不是質疑理論本身。

李森科理論本身不被質疑(或不能被質疑),因為他對物種改造的觀念,很符合馬克思主義「人定勝天」的理論基礎。學者美基 (Edward Megay)在探討兩者關係的論文中提到,根據李森科對遺傳學的理解,政治家也可建立一個「正確」的環境,幾代之後,人類就會逐漸演化為新的馬克思主義傳人,這正是蘇聯主張進行的政治運動,和所謂「社會換血」實驗的理論基礎。李森科對遺傳學的「獲得性遺傳」理解,與馬克思主義不斷強調「階段性模式轉變」(如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相近,亦令人聯想蘇聯由民族為先的身分認同、到「蘇聯人」身分的建構。

當時正值東西方意識形態之爭,推崇「赤腳教授」李森科在蘇聯屬政治正確,持反對意見、認為基因存在的科學家,因較多出身富裕家庭,則被指為「資產階級科學家」,個別反對者更被送往勞改營。正如政治學者韋力治(Pamela Wrinch)指出,蘇聯科學家本身也是國內意識形態的奴隸,很難完全為人民發聲,於是「李森科主義」一詞,就成了西方眼中的完全負面標籤。

21世紀的「新李森科主義」:特朗普的氣候變化觀,與大躍進平反觀

西方主流觀點大概認為蘇聯解體了,基因科技發展也深入民心,李森科主義作為政治干預科學的代表,不過是歷史的笑話。但事實卻是另一回事:近年李森科主義在俄羅斯有復興跡象,他本人也被不少文章平反。學者高爾靖斯基 (Edouard Kolchinsky)於《當今生物學》(Current Biology)的文章指出,以馬列主義為背景的遺傳學再度興起,與俄羅斯國內反西方、懷念史太林時代平等社會的情緒有關,何況經歷過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多次經濟解革失敗的俄羅斯人來說,反精英、反專家的心態一直存在,「赤腳教授」李森科,完全符合借古諷今的民眾需要。為李森科平反的其實不止俄羅斯人,例如有英國讀者致函《金融時報》,也認為現在的遺傳學發展反而證明了李森科是對的,某些特徵確實可以從父母承繼到子女,超越基因的枷鎖,在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時代,說不定有了大數據輔助「李森科主義」,可能會找到「獲得性遺傳」的方程式。

換句話說,有了更精密的科技,不少人反而相信科技「無所不能」,包括論證他們任何主觀的信念;資訊科技革命令一般人更容易圍爐取暖,在同溫層接收訊息,會進一步強化上述信念;而任何和信念不符的觀點,更容易被陰謀論、外國勢力論演繹。李森科主義在俄羅斯復興的同時,正如《The Atlantic》一篇文章談及「李森科主義」時談及,美國總統特朗普何嘗不是深深相信「氣候變化是自由派的謊言」,而這觀點在共和黨人當中是有60%相信的主流,相信「創世論」、反對進化論的美國人也有四成,他們對「精英主義科學」都充滿質疑和怨懟。至於在資訊科技同樣急速發展的大國──中國,一度成為全國共識的「文革是悲劇」,現在也開始被重新評價;要是「大躍進」未來也像李森科主義那樣被重新閱讀,也不會太令人意外。

說到底,冷戰結束後的頭十年,是人類歷史難得一見的「精英共識」主導年代,各國不論意識形態,受大同小異教育方法培訓的精英,都在主導一切,普羅大眾明白到昔日共產主義、民粹主義以「人民」之名奉行離地政策,也傾向接受精英的管治。但到了互聯網3.0 出現,普羅大眾得到全新平台,挑戰「離地精英」,過往眾多在精英階層毫無爭議的共識,都受到了根本挑戰,加上全球化催生反全球化,民族主義、本土主義反而再興。對一般人而言,相信地球是圓還是地球是方、認為民主是好還是威權是好,都不容易親自鑑定,都是通過自己覺得可信的方法做判決,也就是一種信念。當世界的共識政治失衡,未來的管治,只怕會越來越難。

小詞典﹕蘇聯大飢荒

1932-1933 年,烏克蘭等多個蘇聯加盟共和國出現大饑荒,外界估計死亡人數介乎200 多萬至700 多萬人。普遍歷史學家認為,原因是史太林推動農業集體化,做成經濟發展失衡;烏克蘭不少農民抵制,令史太林認為這是當地人對政府的挑戰,把境內大部分農民劃為「富農」、階級敵人,不容他們離境,令烏克蘭災情格外嚴重。2006 年,烏克蘭國會通過決議,認為大饑荒是蘇聯領導人針對烏克蘭人的「種族屠殺」參見本欄去年評論

信報財經新聞,2018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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