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爾吉斯:顏色革命之後的李白故鄉

「一帶一路」途經的中亞國家中,與中國接壤的山國吉爾吉斯本來有「中亞瑞士」之稱,歷史上與中國淵源甚深,連詩人李白也是在今日吉爾吉斯境內出生。然而吉爾吉斯卻是近年中亞局勢最反覆的一個,先後在2005年、2010年爆發「顏色革命」和「反顏色革命」,群眾分別推翻了當時的總統,不少大國都被捲入其中。但隨著去年成功選出整個中亞地區的第一位真正民選總統,局勢已穩定下來,經濟潛力也開始浮現。2014年起,吉爾吉斯正式升格成為「中等低收入國家」,世界銀行、亞洲發展銀行等亦預測吉國未來數年經濟會以約3-4%平穩增長,期間世界銀行提供了大量援助,當中55%都是免利息、只收取極低服務費,可見近年的發展,依然很依賴外力。「一帶一路」的中資適時出現,自然是吉爾吉斯分散投資的及時雨。

根據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研究報告,吉爾吉斯近年有意透過基建與通訊兩大範疇,加強國內外的連接,降低昔日與世隔絕的情況,這與中國強調的「互聯互通」正好脗合,為雙方提供了大量合作基礎。雖然同樣對基建有需求,但吉爾吉斯的目標,和其他新興國家大量建造新基建、港口的政策有別,因為它受制於內陸、多山的地理局限,難以發展成交通運輸物流樞紐,反而強調加強和改善現有基建,對連接國內外的道路進行現代化,從中尋找商機。

公路等基建作為配套設施,假如使用率太低,現代化工程就會物無所用,自然有必要刺激道路的使用需求。問題是吉爾吉斯的汽車業並不發達,當地人收入不高、難以負擔新車,這卻造就了二手車市場的蓬勃發展。日本、德國、俄羅斯、美國、南韓等,都是吉爾吉斯二手車的主要來源地,但中國亦有潛力爭一日之長短。2017年,中國國內的非商業用途汽車數量,已達二千四百萬輛,而這個龐大市場結構正在改變:麥金錫一份有關中國汽車市場的報告指出,國內民眾開始視汽車為日用品,多於突顯地位的奢侈品,對二手車的態度亦變得開放,同時對新能源汽車的需求,亦有上升趨勢。在這兩個因素互動下,特別是由傳統汽車過渡至新能源汽車,都會增加二手車供應,國內汽車商正好善用資源,將之廉價出口至其他國家,例如吉爾吉斯。

中亞唯一的民主國家與互聯網優勢

吉爾吉斯亦在通訊方面加強對外連接,例如國有KyrgyzTelecom在2010年的年度報告中表示,已經完成鋪設連接中國的光纖,為未來兩國的全天候連接奠定重要基礎;當地與國際用戶的網速在固定頻寬、手機網絡速度等方面,亦已經看齊。吉爾吉斯作為中亞唯一的民主國家,這方面更具特別優勢,不過這優勢並非沒有經過陣痛而產生的:有非牟利團體針對吉爾吉斯的情況,指出有四個主要因素將會導致青少年激進化,包括身分認同危機、弱化的社會結構、欠缺發聲平台,以及被排除在決策過程等,其中互聯網往往被視為顛覆穩定的力量,也是各方競爭的場所。自從前總統巴卡耶夫(Kurmanbek Bakiev)2010年下台後,網絡限制就逐步減少,雖然正如Freedom House指出,吉爾吉斯政府仍有使用名為「SORM」的監察技術,甚至要求國際網絡和手機供應商安裝上述程式,但主要用於監察反對派,而非普羅大眾。對絕大多數吉爾吉斯人而言,互聯網的自由開放程度冠絕中亞,也比中國暢順,同時又能催生網絡經濟。

難怪根據CNBC報導,對比進入政府的官僚體制,吉爾吉斯人更傾向創業,出現了startup熱潮,當中為數不少都是科技公司,這方面的氛圍,頗與中國相像。吉爾吉斯科技公司不乏成功例子,啟發了不少年輕人效法,例如Mad Devs和網站MakeUseOf.com等大型跨國科網公司,就是起源於吉爾吉斯首都比什凱克。這些成功故事,不但有助帶動行業發展,也壯大中產階層,為社會穩定提供多一重保障。在可見將來,這些科技公司會逐步成為國家發展的重要持份者,為有意拉攏吉爾吉斯的國家,提供極大誘因投資當地科網。即使單從商業角度而言,如果能早一步與新興市場磨合,比起當地技術成熟後再投資,也更符合成本效益。

作為一個面積細小、人口比香港更少的中亞小國,吉爾吉斯的勞動人口和哈薩克、烏茲別克等鄰國相比,亦有其潛力。雖然當地公立學校的自主性較低,但吉爾吉斯在中亞的學術環境已算不錯,例如有十間來自其他獨聯體國家的大學,都在當地設有分部;全國成年女性都達到中學教育程度、男性相關數字亦達99.9%,這是一個近乎零文盲的社會,也是它何以在中亞各國當中容易推進民主的原因。與此同時,吉爾吉斯的勞動成本卻極低,2018年的最低工資僅為每月20美金。如此吸引的條件,外資理應盡早把握機遇。如果有意培訓當地人才,甚至可在當地直接開辦相關課程,或與認可的四大類高等教育機構合辦。例如中資若有意在基建方面大展拳腳,不妨考慮在當地開辦工程相關的專業學位,既能配合自身發展藍圖、建立正面形象,也能培訓人才,免去「搶奪本地人飯碗」的口實。

對沖外交下的機遇與挑戰

雖然吉爾吉斯不願被包括中俄美在內的任何國家干涉內政,卻極需外來投資,特別是來自中俄的資金。外交政策近年左搖右擺,除了因為政潮,其實也是為了小心平衝各方勢力。例如2005年的鬱金香革命後,吉爾吉斯一度變得親美,加上美國在吉爾吉斯的軍事基地更是得來不易,對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有極其關鍵作用。想不到後來這基地卻成了吉爾吉斯新政府和美俄中討價還價的重要籌碼,既能不斷增加租借費用、限制使用條件,又能利用地緣政治格局,彰顯自己的重要性。其「對沖外交」的手腕,可見一斑。

打「美國牌」自然不無風險,但吉爾吉斯作為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不少政府官員、商業領袖、NGO都對加入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盟」有所顧慮,深怕俄羅斯的傳統影響力會延伸至經濟、政治。吉爾吉斯與中國的關係亦非一面倒的樂觀,不少當地人認為中資以投資基建、能源項目等方式大舉進駐,只是在營造有利中國商品的條件,對該國整體發展貢獻有限,有意識避免過份依賴中資。結果,吉爾吉斯就不斷在中俄之間遊走:參考Stratfor Worldview一篇文章的說法,中國為了避免在吉爾吉斯與俄羅斯直接競爭,不得不保證與歐亞盟進行更多合作;而有了「中國牌」,吉爾吉斯也能部份抵銷俄羅斯的影響力。吉爾吉斯近年也積極發展與歐洲的關係,作為新一種平衡:自2007年起,歐盟就透過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strument(DCI) 向吉爾吉斯提供發展援助,2014-2020年間的金額將會達到近二億歐元,針對改善當地法治、教育、郊區發展三方面。此外,日本、南韓等,對投資吉爾吉斯也有一定意欲。

外資利益和安全有保障嗎?

投資中亞國家往往有一大潛在危機,就是資產會否被新政策國有化,但吉爾吉斯在這方面的風險似乎相對不高。大量國有企業在2000年左右,已經逐步完成私有化,包括不少涉及經濟命脈的行業,例如天然氣公司、航空公司等,反映吉爾吉斯有意融入以自由主義為原則的國際經濟體系,其決心可從黃金業的發展可見一班。黃金是吉爾吉斯最重要的天然資源之一,加拿大森特拉黃金集團投資的庫姆托爾金礦,是當地最重要的經濟支柱:根據吉爾吉斯財政部數字,2013年,該金礦向政府繳交的各項稅務,佔了全國稅收7%。正因為該金礦的重要性,多年來要求政府將庫姆托爾金礦國有化的聲音不絕,2013年更因此爆發示威,但政府亦未就範。當然,這並非全無隱憂:有報導指前總理奧把爾巴耶夫在2015年請辭,就與2013年的金礦衝突有關;2016年,吉爾吉斯執法部門突擊搜查了庫姆托爾金礦在首都的總部,指其涉嫌違反金融法規,又阻止相關官員離境,背後複雜的利害關係,完全可以想像。只是經營集團的利益衝突,未構成足夠誘因改變國策而已。

外資最切身的考慮莫過於法律保障,這也是吉爾吉斯表現較弱的一環。例如去年通過的新修正案賦予國會權力,評定國際人權協議能否在國家法律下適用,令人擔心外資的人身保障問題。事實上,吉爾吉斯的外資往往因為不熟悉當地制度而吃虧,雖然法律列明外商和本地商人的待遇一樣,但潛規則處處,反映吉爾吉斯始終未能提供全面公平的法律保障。雖然吉爾吉斯已經民主化,但投資當地的成敗,依然繫於能否摸清「國情」與利害關係,不少既得利益集團壟斷當地經濟的背景,都不是貿貿然走去吉爾吉斯創業的外人所能弄清。

不過威脅吉爾吉斯穩定的最大因素,還是宗教。雖然吉爾吉斯是世俗化國家,有法律條文防止以信仰為宗旨的政黨成立,但縱使政府有意防止極端伊斯蘭主義興起,民間對伊斯蘭教的熱情卻日趨熾熱,在言論自由的保障下,與支持世俗化一方的爭論亦越演越烈。在恐怖主義遍地開花的今天,激進伊斯蘭主義對中亞的影響不容忽視,而中亞一直存在不少恐怖組織,例如主張「疆獨」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ETIM)、「烏茲別克斯伊斯蘭運動」(IMU),乃至塔利班與ISIS等,都在吉爾吉斯有一定影響力,歷年來策劃過好些襲擊。對華商來說,這問題更是與切身安全息息相關,例如2016年8月對當地中國大使館的自殺式炸彈襲擊,據報北京的眼中釘ETIM就涉及其中。這類威脅不除,投資者始終容易卻步,否則吉爾吉斯的客觀條件,其實大有可塑性,甚至足以成為企業在「一帶一路」的第一站。

(研究助理Kelvin Chu對本文亦有貢獻)

彭博商業週刊,201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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