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馬哈迪回歸與一帶一路

馬來西亞雖然是「對沖外交」(戰略依靠美國、經濟依靠中國)的發源地,但當局近年對中國的依賴越來越高,已逐漸失去「對沖」原意,中國也成了馬來西亞最大貿易伙伴,在2016年的投資額增加了超過一倍。直到馬來西亞大選變天,一直執政的國陣未能勝過反對派,在「一帶一路」高度配合北京的納吉下台,但這和一些港台媒體宣傳的所謂「反華」情緒其實並無關係。馬來西亞人普遍歡迎中國投資、歡迎「一帶一路」,新總理馬哈迪一貫對中國的好感也遠超美國,目前「一帶一路」在馬來西亞的根本問題是利益分配不均,對此,納吉卻是責無旁貸。馬哈迪已明言支持「一帶一路」,但對前朝承諾的種種項目都要予以「微調」,這和我們介紹過的斯里蘭卡、緬甸等國情勢似乎大同小異,北京必須有心理準備。

先說馬來西亞經濟,近年發展其實不俗,一來受惠於出口業發展,特別是石油、天然氣、電器和電子產品、棕櫚油等產業,都有亮麗表現,令它成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發展得最完善、全面的其中一個。數字上,馬來西亞只有少於1%屬極端貧窮人口,貧富差距亦正在改善,這和選舉顯示出民眾對執政黨的高度不信任,並不完全相符,也可見經濟發展良好而施政不善,同樣未能長治久安。

在馬來西亞發展過程中,中國的角色一直不可或缺。早在1972年,馬來西亞就開放了自由貿易區以吸引外資,但成效未如理想,因為外資投資馬來西亞時,往往選擇投資在有相關配套建設的地方,而這些地方大多不屬於自由貿易區。結果,馬來西亞的既有優勢,吸引了電器和電子產品業、紡織業的投資者,成了帶動馬來西亞經濟的引擎。但近年馬來西亞勞工成本開始上漲,加上鄰近東南亞國家發展迅速,不少電器和電子產品產業,都轉移至附近成本較低的地區,動搖了馬來西亞的經濟支柱。當局因此透過減免企業所得稅等手法,吸引先進電子一類投資,以順勢發展高增值產業,並致力改善數碼基建設施發展電子商務,過程中,中國就是其中一個重要持份者。

內地有評論就認為,馬來西亞參與「一帶一路」,將有助引入中國進年大展所長的大數據、人工智能。雖然中國在這方面的直接投資不明顯,例如與馬方共同發展的吉隆坡互聯網城,合作夥伴就是新加坡的Catcha Group而非中資,但馬來西亞數碼經濟顧問正是阿里巴巴集團的主席馬雲,反映中資的角色極其重要、中國的電子商務,亦也成為馬來西亞的參考對象之一。

目前中國在馬來西亞最矚目的投資,當屬於2015年動工、預計在2025年完工的皇京港(Melaka Gateway) 。一直以來,掌握馬六甲戰略咽喉的都是新加坡,而皇京港落成後,將有望與新加坡爭一日之長短。這固然乎合中國戰略利益,但同時馬方亦得益不少。據官方規劃,皇京港將會同時向三個方向發展:第一是將潘姜島(Pulau Panjang)打造成具有深水港的物流運輸樞紐;第二是以服務業為主,該區域將會具備酒店、商場、主題公園娛樂設施等;第三是以金融業為主的自貿區。落成後,預計每年會吸引250萬旅客,更重要的是將會提供越四萬個就業機會,這就帶動國民收入、刺激內需,與馬來西亞現時希望繼續提高內需、並減少對出口的依賴的發展策略吻合。可見與中國加強合作投資,其實是合乎馬方自身的發展策略。

馬來西亞發展航太工業的方針,同樣值得中資注目。2015年,當局推出《馬來西亞航太工業藍圖2030》(Malaysian Aerospace Industry Blueprint 2030),希望將馬來西亞打造成東南亞航太科技的龍頭,為未來打入全球市場札根。所以,當局以低稅收吸引航太科技中與維修、生產、系統融合相關的企業投資當地。中國和印度作為近年積極發展航太科技的國家,可能是相比傳統的歐美航太巨頭更理想的潛在合作夥伴。畢竟中印與馬來西亞的地理位置相近,容易支援,而且技術成本亦遠低於歐美企業。而在中印兩者之間,又以中方的技術較為成熟,因此比印方更具優勢。

除了對內的發展策略,馬來西亞對外的規劃與定位,也能為中馬雙方帶來雙贏,「伊斯蘭金融」正是一例。在伊斯蘭國家,金融業有另一套規則,例如禁止收取利息、賭博,在眾多禁忌下,「伊斯蘭金融」應運而生。馬來西亞正致力將自己打造成「伊斯蘭金融」的樞紐,而且亦已取得一定成績:有相對完善的配套,例如設有「伊斯蘭銀行法」(Islamic Banking Act),當地已經成為全球其中一個最大的伊斯蘭債券(Sukuk)發行國,無疑在伊斯蘭國家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不少都信奉伊斯蘭教,因此馬來西亞是中國與伊斯蘭國家進行金融合作的理想中間人。對馬方而言,在中國借助自身在「伊斯蘭金融」的角色與沿途穆斯林國家合作的過程中,其「伊斯蘭金融」的領導地位,則可以進一步加強。與馬來西亞的「伊斯蘭金融」加強合作,對雙方而言都是百利而無一害。

馬來西亞華裔與「一帶一路」

馬來西亞與中國的經貿關係,當然受馬來西亞的外交政策影響。棕櫚油是馬來西亞的重要出口產品,是最能體現中馬經貿關係如何在「對沖外交」下受惠的例子。作為「對沖外交」的奉行者,與越多國家建立關係,馬來西亞就越能借助平衡各方、並從中獲利,因此在中美兩國以外,歐盟也是拉攏對象。但是馬來西亞近年聯同泰國、印尼兩國,就棕櫚油生產引起的環境問題而與歐盟關係惡化,三國有機會與歐盟爆發貿易戰。因此在第三方的角色減弱下,只有同時增加中美雙方的投資,才可以在平衡對方之際,亦減輕與歐盟關係惡化的衝擊。由此可見,馬來西亞是難以完全脫離中國投資的。

何況在眾多選項當中,中國始終是最能配合馬來西亞自身發展策略的一個,馬來西亞對華政策難有根本轉變。馬來西亞但近年增長放緩,當局推出多個計劃吸引外資與移民,希望藉此進行結構性轉型。例如馬來西亞振有意興房地產,推出「馬來西亞是我第二個家」(Malaysia My Second Home Programme, MM2H)計劃。據旅遊局的資料,參加者將會獲發放兩個十年有效期,並可更新續領的文件,分別是「social visit pass」和「multiple-entry visa」,容許持有人自由進出馬來西亞。2009年,申請門檻進一步降低,例如申請人無需再經指定的代理、成功後亦容許投資與營商。一方面,當時適逢金融海嘯過後,中國成為了最有力的支持者,中資與中國移民是最積極的;另一方面,華人向來比其他人更樂於投資房地產。結果,十多年過後,除了經濟上的投資,中馬的文化交流早已水乳交融,不但普通話已是其中一種常用語言,連流行音樂、乃至香港的電視劇集,都處處流露踪影。

何況中國在馬來西亞還有其他國家沒有的皇牌:血濃於水的華裔,哪怕不少馬來西亞華裔都強調自己是「馬來西亞人」,不是「Chinese」,新任華裔財政部長林冠英就職時就這樣告訴記者,但他們對中國的情懷,還是相對深厚的。不論誰執政,都仍然需要華裔的支持,因為馬來西亞有四分一人口都是華裔。他們本來大多都支持原本的執政聯盟國陣內包含的「馬來西亞華人工會」(MCA),雖然是次選舉MCA的支持度大幅下滑,只剩下一個國會議席、兩個州議會議席,但這並不代表能夠忽略華裔的聲音。因為新一代的華裔反而倒向支持反對派「希望聯盟」中由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衍生的「民主行動黨」(DAP)。

馬哈迪在處理納吉時代訂下的合作項目時,華裔的角色同樣微妙,因為在多個與中國相關的投資當中,有個別項目被傳由納吉中飽私囊、「一帶一路」下真正的受惠者,都不是馬來西亞華裔,而是中國企業與國內精英,反映了與中國合作背後,往往造成利益分配不均。由於馬哈迪表示有意在上台後重新分配利益,華裔作為非既得利益者,理應會受惠,變相鞏固了雙方共生的關係,也進一步減低對華關係惡化的誘因。但對中資而言,不能再過度依賴華裔的角色,卻是必須認清的事實。

最後,中資進入馬來西亞,依然要提防不少風險。當地極端伊斯蘭主義雖然不盛行,但也有隱憂,例如2016年,「伊斯蘭國」支部曾在當地發動手榴彈襲擊,造成了8人死亡;前總理納吉在在國際保安對話會上就坦言,「伊斯蘭國」的勢力雖然已經沒落,但對東南亞和馬來西亞仍是嚴重威脅。此外,分離主義也是潛在的敏感問題:馬來西亞是一個聯邦,由馬來亞半島的「西馬」與沙巴、砂拉越所在的「東馬」構成,有十三個州,其中有九個奉行君主制、另有三個包括首都吉隆坡在內的直轄區。但東馬和西馬之間的關係並不平等,例如東馬有自己的入境政策,西馬一直不滿東馬的權力較大,而且東馬天然資源豐富,國家過半的液化天然氣、五分一的石油都來自砂拉越,對國家經濟貢獻不容忽視,但對自身權利的掌握程度卻不高。所以,當中國投資走進近年自治呼聲日高的砂拉越,例如與Untang Jaya公司合作興建巴勒(Baleh)水電站的一類舉動,只會加重砂拉越在馬來西亞經濟的角色、增加了它們對中央政府的討價籌碼。如何巧妙地不涉入其中,還是反過來主動利用這些矛盾從中取利,都極考功夫。

(研究助理Kelvin Chu對本文亦有貢獻)

彭博商業周刊∕,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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