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好文章推薦] James Lo:精英的困惑

上星期回港,一位我很尊敬的前輩對我說:「放棄香港吧。」

放棄,因為改變香港要play the game。我說,香港每一個所謂精英,成長的階段裡都會問自己一條問題:究竟我要成為制度的奴隸,還是放棄一切離開?你可能會覺得這是一個false dichotomy,但制度的奴隸是可以很成功的,由law firm partner一路上到特首都可以算是。可以留低,改變制度,而照樣達到常人對於成功的定義,我一個也未遇過。

兩類香港精英,說盡這一代人的煩惱。

第一類,是出身貴族,無憂無慮的王子與公主。父母是地產霸權的當權者,或是半山一戶一戶的隱形富豪。中學讀國際學校一兩年,然後出國留學,有點頭腦便去頂尖名校Eton Harrow Westminster, 其餘的可以搞音樂搞藝術,即使潛質、實力與金錢沒有掛鉤。週五週六去Dragon-i,家庭小聚要去半山馬會,夏天走進自己的遊艇出海,悶了就飛business去歐洲美國,一兩日後回港。論政治,他們會說 it doesn’t concern me – stop being so boring。因為,他們真的凌駕於政治之上,不論當權政府是公務員是共產黨是民選領袖是曼德拉,貴族就是貴族,生活沒有制度的拘泥。這類人絕對應該留在這裡。走到外國長住,會發覺富有不代表能夠超越種族的批判。一個香港人可以買起整個倫敦,走進East India Club 與 Annabel’s 也只是殖民國眼中的凡人一個。在香港,有留學回港的光環,數之不盡的人脈,站在高台上說香港是多麼可憐,是幸福的。

第二類,是出身香港名校,中高產的未來專業人士。讀過男拔女拔聖保羅喇沙, 一路走來在制度裡跑贏了所有人。上到大學,讀醫科法律GBus, 報JUPAS 的時候甚至三科一列排下去,公開試數分之差可以斷定一生未來。香港人對這類工作有種莫名其妙的敬畏。醫生救人,道德地位崇高,但香港醫生有多少是為了私營制度下的一分一毫,有幾多願意在公共制度裡與生命搏鬥,忍受醫院裡的官僚?大律師兩袖飄飄大義凜然,走到Temple Chambers DVC,又何嘗不是成為了政府與財團的錄音機?我深信大部分這類精英(包括我在內),心底裡都有一套理想。但制度賦予的opportunity cost太大了,要達到常人眼中的成功也實在太容易,面對這種抉擇,很多人也選擇妥協。然後,每天我們會想,終有一天我有足夠籌碼的時候一定會走出來為民發聲。總會發現,that day never arrives。這類行業,要成功是有一套既定規則的,與中小學一樣,制度裡跑贏所有人,榮譽歸你。前輩說,你早應該去跟這一套,讀個牛劍law degree,走去Oxford BCL,然後考個大律師牌,三四十年後社會權威應有盡有。我說,無論是下一個馬道立還是湯家驊,都是與制度妥協了,這是成功的一種,but it’s not me。但現在走了去英國做個顧問,又何嘗不是一樣?

走在社會上流與中流的邊緣的你和我,總要經歷這種掙扎。要踏上道德高地,是要犧牲的。但一個insecure overachiever, 又怎會願意放下金錢,權力與聲譽?或許,放下身段,甘願平庸,才是所謂精英最困難的抉擇。但有了一切成功的條件,卻不好好利用改變周遭,又還不是逃避的一種?又怎有資格對著一個什麼也沒有的人申冤?

作者James Lo,尤德爵士海外獎學金得主

2018年8月8日發表於作者Facebook,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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