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民主國際大潮:菁英主義Vs哈比人

網絡時代剛開始時,主流輿論預言這是摧毀威權政體的最後一根稻草,但正如本欄不斷強調,「威權政體+大數據=無敵天下」,大趨勢卻是民主制度大規模退潮,不少老牌民主國家也百病叢生。研究這趨勢的著作當中,美國喬治城大學政治學者布倫南 (Jason Brennan) 2016年出版的《反民主》(Against Democracy),出版後激起連串學術論爭,可謂箇中佼佼者。不過他主張以菁英主義抗衡民粹,雖然說出不少傳統精英的心聲,卻是不可能的夢魘。

為何民主走向民粹?

政治學有所謂「多數人的暴政」理論,指民主政體由一群只以各自利益為依歸的民眾主導時,由於他們對公共事務欠缺識見,經常被簡單的情緒左右,依從「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多數人不單會對少數人壓迫,作出的決定,更往往損害社會長遠利益。所以成熟的民主,必須有機制保護少數的權益,過程中也應該催生共識,而不是零和。布倫南對民主的觀點,主要呼應上述說法,並進一步指出民主要有效運作,民眾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 (1) 掌握充足資訊,作為決定和行動的依據:
  • (2) 決定和行動以理性主導,不偏不倚地評估和判斷接收的資訊;
  • (3) 作出決定時,能避免盲從和系統性錯誤;
  • (4) 能意識到自己的限制,並能持續吸收新資訊,去修正自己可能的偏差。

這些理論,是不少大學的哲學101課程入門,然而知易行難,相當「離地」。布倫南認為,在現今民主政治中,即使是老牌民主國家,也鮮有民眾符合上述要求。為了方便形象化解釋理論,他將現今民主政治下參與政治事務的選民,根據《魔戒》術語,分為三類:

  • (1)「哈比人」 (Hobbits):他們最無知、掌握的資訊最少,容易被政客煽動,對其主張盲目支持;
  • (2)「政治流氓」 (Hooligans):他們雖然掌握了較多的資訊,但完全以個人利益、信念作為決定和行動的依歸,不惜為此罔顧事實和真相;
  • (3)「瓦肯人」 (Vulcans):他們掌握充足的資訊,能基於客觀事實作出政治決定和行動,不受個人情緒、觀點或偏好影響。

「瓦肯人」是布倫南眼中的最理想選民,但現實中,自然是「哈比人」和「政治流氓」佔大多數,令民主政治變得充滿偏見,容易被民粹左右。

布倫南認為,民主政治淪落至此,完全是選民的人性體現。對一般民眾來說,政治是「離地」的,他們只關心與自己切身利益攸關的事物,但面對自身利益相關的事情,卻往往已有特定觀念和立場,並經常為情緒左右,容易忽視客觀事實。結果,選民往往因為自己的認知偏差(cognitive bias),作出不理性的政治決定,這些決定固然未必對國家有正面結果,即使是對本人長遠利益,也不見得符合。就算民主政治有各種公共參與和審議機制,基於人性,其實也無法帶來預期效果,只會引致無休止的爭論,進而令民眾得到政治無力感,得出「我討厭政治」的結論。加上現今民主制度大多是零和遊戲,不同陣營的選民處於敵對狀態,他們為了勝出,容易成為「公民敵人」 (civic enemies)、被政客煽動,令民主走向民粹。只要隨便到一個網絡討論區,查看和任何政治有關的「討論」,就最容易看到人性的這一面。

知識菁英制的民主是否可行?

那可以怎樣?布倫南指出,如果政治的目的,是要為社會帶來更好的結果或變化,現時的民主政治只有反效果。他提出以「知識菁英制」(epistocracy)代替一人一票的普選,讓「瓦肯人」擔起管治國家的職責──這令人想起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強調的「賢人政治」 (meritocracy)。後來他又在《萬古》(AEON)雜誌發表一篇名為「投票權應限制在有知識的人中」的文章,進一步闡述他眼中的「知識菁英制」。

所謂「知識菁英制」,據他本人所言,並非要否定民主政治,而是在現時民主制度賦予所有公民平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基礎上,根據公民自身的知識和能力,分配各自的政治權力。換句話說,在上述設定,雖然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選舉和被選舉權,但在治理國家的決策範疇,只應由具備足夠知識和能力的人承擔,從而達到「克服民主制度的弊端,縮減無知者的權力,增加智者的權力」的目的。布倫南也再三強調,這制度「並不等同於精英、技術官僚和哲人王的統治,它是一個改良民主的方式,目的不過是避免知者被無知者所拋棄。」

那麼誰是「知識菁英」?布倫南的提議,有趣地和香港的功能組別選舉異曲同工。例如他想到要公民通過「基礎政治知識測試」,那樣雖然政府能賦予所有公民基礎投票權,但通過基礎政治知識測試的公民,會擁有更大權。他又建議政府維持以民主方式制定法律、作政策決定的同時,應保留專家或具相關專業知識的人,否決相關法律和政策的權力。相關理論,其實港英時代的理論家,超前了數十年。

不少論者對布倫南提出對的民主批判深有同感,但對於這「知識菁英制」,都認為完全不具備可操作性。例如亞利桑那大學的克里斯提諾 (Thomas Christiano)認為,布倫南只著眼於微觀分析選民的意向和行為模式,忽視了民主政治在西方歷史發展的成就,也未能論證為何「知識菁英制」更優勝;桑恩 (Valerie Soon)批評布倫南過份樂觀看待知識對正確政治決定和行動的重要性,認為歷史上的無數經驗,卻引證了具備知識的人會為國家帶來毀滅性決定,帶來「永久的不公義」;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者艾略特 (Kevin J. Elliot )也指出,布倫南忽視了一般民眾能通過不同「捷徑」 (shortcut),在有限時間獲取公共事務資訊,並非所謂的「哈比人」。

最弔詭的是,要落實所謂「知識菁英制」,不可能靠民主原則,只可能靠威權政體。早前出席一個演講,一位學生問:「你常說今天的威權政體依靠民粹反菁英,但統治者不是菁英嗎?」自然是的。威權政體必然會建立一個有趣的金字塔,最頂層是超然的「半神」菁英,最基層是所謂「哈比人」和「政治流氓」,利用後者的反菁英情緒,打擊中層的「瓦肯人」。在這個體制,管治者確是知識菁英,但絕不是施行「知識菁英制」,只是落實我們多次介紹的「威權政治2.0」模式。放眼四顧,一目瞭然。

小詞典:布倫南 (Jason Brennon1979-)

美國新生代學者,喬治城大學哲學教授,專門研究選民行為、民主理論、投票理性等。2016年的《反民主》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令其得到廣泛注視,本書也被翻譯為各國文字,作為對特朗普崛起、英國脫歐新時代的及時解讀。

信報財經新聞,2018年8月27日

延伸閱讀:威權政體+大數據+物聯網=無敵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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