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Vs國際刑事法院:道德高地有多重要?

特朗普上台以來,單邊主義姿態一以貫之,對種種國際組織、條約毫不賣帳,以實行「美國優先」,美國話語權的大幅削弱,也是不爭事實。問題是,在當代國際關係,話語權還有多重要?

昔日美國外交無論真心、還是假意,都強調捍衛民主、人權、自由等價值觀,即使不時被其他國家批評持雙重標準,也無損其「價值觀外交」的槓桿作用。不少中俄學者甚至認為,美國得以在冷戰擊敗蘇聯,只是在意識形態戰場獲勝,話語權起的作用乃決定性。但冷戰結束後,不再存在二元對立格局,「話語權」其實失去了支點,各國現實主義、民族主義、本土主義抬頭,再以價值觀主導國策,卻不一定奏效。

近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針對國際刑事法院(ICC)的發言,乃箇中代表。這個ICC並非聯合國的正式組成部份,法源來自1998年各國簽訂的《羅馬條約》,2002年正式運作,以彌補現有國際框架的不足,負責調查涉及人道主義、種族滅絕、戰爭等罪行,取代過往為這些罪行成立的獨立法庭。由於如何定義這些罪行充滿爭議,法院也涉及跨境調查的權限,不少國家對此都很有保留,中國、印度、印尼、土耳其、沙特、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就從來沒有簽署條約,美國、俄羅斯、以色列等國則撤銷了簽署,或不獲國會批准參與ICC,令ICC先天只是無牙老虎,無論是公信力還是執行力,早已無可再低。

然而,ICC有沒有用是一回事,完全打破外交「語言偽術」來否定它,卻是另一回事。根據博爾頓的說法,假如ICC「屢勸不改」,繼續調查美軍在阿富汗的涉嫌戰爭罪行,美國會直接制裁ICC法官、檢察官,包括禁止他們入境、凍結其在美資產,甚至進行刑事檢控。諷刺的是,無論是對「通俄門」的俄羅斯特工、還是不少涉及戰爭罪行的狂人,美國都沒有如此重手。博爾頓的威脅對象,還包括任何協助ICC調查美國的國家和個人,幾乎是把ICC當作恐怖組織看待;而捍衛的對象,也順道把以色列包攬在內,並以ICC調查以色列為由,關閉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駐華盛頓辦事處。邏輯雖然奇怪,卻也教人見怪不怪。

如此作風,不得不令人想起年前南海仲裁案公佈後,中國官方對國際常設仲裁法院(PCA)的嚴厲批評。PCA同樣不是聯合國的正式組成部份,和國際法庭(ICJ)沒有官方聯繫,當時官媒高調嘲諷PCA是「A貨仲裁法院」,對PCA法官口誅筆伐,認為他們受薪工作,全無公信力可言,因此中國對判決完全無需理會。兩個案例相同之處,在於中美的表述都有寫實部份,PCA經費確是由訴訟國攤分,ICC調查各國的基準也是殘缺不全,但出動到國家機器高調抨擊、乃至恐嚇,卻容易被看成否定ICC或PCA代表的價值。

不過經驗法則顯示,南海仲裁案雖然令中國短期內失去一些道德高地,但隨著菲律賓新政府態度180度改變,加上其他國家無視PCA的案例確實存在,卻是成功過了一關。這次輪到美國依樣葫蘆,向ICC宣戰,可能也不遑多樣:話語權是低了些,但ICC自然無可奈何,連帶其他國家對ICC的尊重也會越來越低。問題是世界向這方向走,最終結局又會如何?

小詞典: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2002年成立,位於海牙,源自同年生效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條約》,原則上,對種族滅絕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侵略罪四種罪行有管轄權,但「侵略罪」相關條款依然審議當中,而且只對條約簽署國的政府和人民、或由聯合國安理會正式決議交由ICC審判的案件有管轄權。假如罪行發生在ICC簽約國,ICC依然有權調查非簽署國政府或人民的相關罪行。

信報財經新聞,2018年9月19日

延伸閱讀:澳洲與東帝汶的海域爭議與雙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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