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反智傳統,造就了特朗普?

特朗普種種內政外交施政,都和傳統精英潛規則迴然不同,到底是美國偶然出現的特例,還是源自早已根深蒂固的觀念,只是把植根於美國人的另一面發揚光大?1963年,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家霍夫士達特 (Richard Hofstadter) 出版了經典著作《美國的反智傳統》(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詳細解說美國人的「反智」一面,出版後接連獲得普立茲非小說類獎、愛默生獎、希爾曼獎等文壇獎項。自從特朗普當選,此書恰巧成為閱讀現今美國局勢的參照,中譯版也在不久前面世,可見六十多年前的研究,依然有實用價值。

美國反智傳統:歷史和宗教根源

霍夫士達特作為冷戰初年的典型知識份子,面對的一方面是二戰後甫成為超級大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皆步入黃金時代的美國,另一方面卻是以反共之名橫行、針對知識份子和精英的麥卡錫主義時代。這樣的反差,不比今天的特朗普時代少。霍夫士達特在著作中,將美國不少普羅大眾這種對知識精英、乃至純粹學術和抽象思辯的漠視與敵視,稱為「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並提出了如下問題:到底美國這種反智傳統,是怎樣形成的?

根據作者對美國由立國以來歷史發展的考察,本書指出美國的「反智」,並不是一時偶然出現的民粹傾向或現象,也未必是純粹非理性的盲目躁動,而是在歷史發展積累而成的思想傳統和取向,根本是美國人「民族性」的一部份。這是因為美國的立國,一開始是基於十三殖民地移民對英國殖民者統治的不滿和反抗,到了十三殖民地成功脫離英國獨立,美國人就產生了一種「美國例外論」,認為自己成功立國,是和作為舊世界的歐洲迥然而異的特殊經驗。在美國人眼中,「舊世界」歐洲是守舊、落後、腐敗的,歐洲貴族對平民的剝削和壓迫是不可取的,剛立國的美國人面對美洲大陸的自然、蠻荒環境,亟重視實踐和具體成效,這一切都強化了美國人著重實利、具體經驗和直覺,輕視抽象思辯、理論和主義。

換句話說,美國的立國經驗,令崇尚平等、實利成為美國人的思想傾向,這影響了《美國憲法》重視人民平等權利,後來在教育和經濟發展上,美國人都顯示出著重具體應用、輕宏觀思維的特性,令美國的政治和社會發展以純樸、勤奮、踏實、沒受過高等教育的平民為主體,知識分子卻淪為邊緣群體。及後美國經濟崛起,商業文化的蓬勃發展,雖然令美國優質教育得到更多經濟支持,令美國逐漸成為世界級名校林立的精英培訓地,卻同時加強了全國對理論和抽象思維、乃至知識精英本身的輕視。可以說,這種精英Vs反精英的二元對立,也是美國傳統的一環。

霍夫士達特特別強調,逐漸被確立為美國「主流」宗教信仰的新教福音派,對強化美國的反智傳統,有特別巨大的角色。新教福音派輕視神學思辯和考證,著重個人與上帝的直接關係、情感和經驗,相信為促進「人神關係」,信徒要持續敬虔操練和實踐,令美國人進一步輕視理性思考。他認為美國新教福音派體現了一種「原始主義」(primitivism),將宗教信仰視為個人通過直觀經驗、與上帝的直接溝通,而不是理性對上帝的論證或思索,結果在美國,「只要宗教是屬於心靈(heart)與直觀(the intuitive qualities of mind)的領域,則理性就無用武之地、或是被看成較低下,因而變成是無意義、甚至是危險的。」

知識精英在反智傳統下的角色為何?

結果,美國這種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反智傳統,既然輕視理性思辯、人文素養,自然不難催生出民粹主義,和動輒對知識份子的攻擊與壓迫,五十年代的麥卡錫主義,其實頗有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因子,可謂典型。但這並非純然負面的存在:雖然霍夫士達特面對當時知識份子被麥卡錫主義壓迫的困境,視這美國人的反智傳統為「視野狹隘、對現狀認識不清、任由某種情結與情懷無限發酵,以及對於智識、發展與進步的害怕、複雜情緒」,對此嚴加批判,但與此同時,他也指出繁榮發展的美國引以自豪的民主政制和商業經濟,其實也得益於這種反智傳統推崇的大眾平等、實用主義取向。這是因為反智傳統的背後,畢竟也有對平民大眾、平等權利、具體生活經驗的重視,令美國人都自我感覺良好、對自己的個人存在價值充滿自信,因此才能鞏固美國的憲法和民主制度,也令美國教育系統有意促進教育普及化,培養的學生都普遍具有大眾謀生技能、和對生活經驗的判斷力。美國成為超級大國,這一面的貢獻,同樣必不可少。 

不少當時有代表性的論者如特納 (Edward Tenner)、帕克 (Henry Bamford Parkes)等均指出,霍夫士達特在《美國的反智傳統》,呈現了一種矛盾、複雜的心態,一方面無法否認當時美國的強大與繁榮,但又無法忽視知識精英並沒有多少持份、乃至成為犧牲品的狀況。他雖然承認,知識份子往往傾向於為符合自己一貫的觀點和思想,而不惜修改、歪曲經驗事實,但同時深信知識份子的專業知識、和對公共福祉的關注,對推動社會進步,卻也不可或缺。這正是不少精英心底裏的矛盾:既不希望自己太「離地」,對學院派的象牙塔生涯不無反思,卻又認為正是「不屬於普羅大眾」的知識精英身份,才具有引導群眾的獨特功能。美國近年的精英Vs反精英二元對立,其實也體現在不少精英身上出現的性格分裂。

六十多年後的今天,這本書除了對理解特朗普時代的美國社會毫不過時,對我們的東方社會,也不無啟發。數十年前,余英時教授著有《反智論與中國傳統》,正是受本書的感召;而正如《美國的反智傳統》一書的中譯者、台灣大學政治學者陳思賢所言,此書有助糾正東亞社會過份「尚智」的傾向,能讓知識份子更關心具體生活處境,轉化為真正的「公共知識份子」。事實上,「中國例外論」和「美國例外論」一直互相輝映,東方社會一方面推崇學位、知識,另一方面又不時出現針對精英的大批判,這樣的社會割裂,正在互聯網時代的今天,完全浮現。

小詞典:麥卡錫主義時代(McCarthyism

二戰大戰後,美國成為二元對立世界觀的其中一個超級大國,國內「反共主義」盛行,於五十年代由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為代表領軍人物,不時捕風捉影指控各界精英「通共」、「叛國」,不少業界都出現了「黑名單」,瀰漫一片白色恐怖,最終在五十年代末期息微,但影響其實持續至今。

信報財經新聞,2018年10月8日

延伸閱讀:美國瘋狂外交:由尼克遜到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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