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末法時代」:自由主義秩序的終結?

隨着特朗普推出種種貌似顛覆性的美國外交政策,美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越來越見和過去精英主導的時代迴然不同,不少傳統學者都譴責特朗普「正破壞戰後至今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但面對今天全球化橫行、資訊科技革命下的全新形勢,單靠高舉自由主義,又是否還能奏效?特朗普顛覆的,其實又是什麼?不久前,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而聲名大噪的美國學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權威期刊《外交事務》發表文章,大談當代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迷思,就是理解這辯論很好的切入點。

學術上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一般是指二次大戰後,由美國帶領、以西方G7集團國為主要輔助者,並在1970年代後向全球其他地區擴展的一整套國際制度和規則。不過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理念,其實早在19世紀已開始出現,隨着以英、美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國家崛起,逐步被理解為主流。英國全盛時推動的貿易開放、金本位和海上航行自由等國際制度,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立下最重要的基石,不少傳統精英談起「好日子」,其實都是遙指那一段帝國往事。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歷史上唯一擔任過大學教授的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和平方案」,首次系統地以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國際組織為基礎,來確立一個全新時代的國際秩序。雖然威爾遜的努力未竟全功,連美國也拒絕全面參加這個體系,但隨著二戰爆發,「未能落實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被認為是主因之一,令各國學者對威爾遜的一套再次鑽研起來。羅斯福、邱吉爾共同發表的《大西洋憲章》中,再次提出具有自由主義特徵的新國際秩序觀,成為戰後以大國合作為特徵的國際格局,陸續有《聯合國憲章》、國際金融機構、馬歇爾計劃、布雷頓森林協定等機制出現。冷戰期間,美國進一步推廣上述全球秩序的努力,最終戰勝了蘇聯帶領的另一個世界秩序,一度成為無可爭辯的「真理」。在1980-90年代,甚至流行了一個戴卓爾夫人發揚光大的詞彙「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s (除了自由主義外沒有其他道路)。

經過歷史演化,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具體主張,可以綜合為四點:(1)創建國際制度;(2)限制全球軍備競賽;(3)推動國際自由貿易;(4)保障人權作為普世價值。與現實主義秩序不同的是,自由主義強調基於規則的秩序,即在現有規則之外,任何任意使用的武力、干涉,都不被認為具備合法性。由於自由主義相信人性本善,理想的國際秩序也包含推崇個人主義,認為在人性的創造力、真善美帶領下,只要消除民族國家邊界對經濟活動的限制,就能有利全球繁榮發展,拓展個人福祉,從而通過人的理性改造世界。因此,如何逐步取代民族國家的界線,一直是這一派念茲在茲的事。但由於獨裁、威權、或民粹政府還是時有出現,自由主義者盲目相信國際多邊主義,強調各大國集體創建的國際組織、規則、規範構成的體系,足以用來調節各國政府可能出現的狹隘主張,因此也成為不同民族主義者的對手。

對21世紀的國際形勢,自由主義者主要又有三個基本認知:(1)自由主義秩序是過去七十年來,大國之間達致長期和平的主因;(2)建構此秩序,是美國一直以來參與世界的主要動力;(3)特朗普是這秩序(以及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此這一派思想的學者眾多,包攬了大量西方家傳戶曉的名字,例如「軟實力之父」奈爾(Joseph S. Nye Jr.)認為自由主義秩序對穩定世界局勢取得了明顯成功,令世人對捍衛、深化、拓展這制度達成強烈共識,這才有了各國開始重視「軟實力」的基礎,只是這共識卻被特朗普催生的民粹主義破壞,因此他明言比起中國崛起,特朗普更值得令人擔心。

美國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印度裔CNN評論員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也是這一派代表者,甚至認為中國崛起不但不是威脅,反而是自由主義成功的標誌。根據這邏輯,中國其實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最大受益者,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不但全盤接納了資本主義,更基於國際社會接受的主流規範,對現有的國際秩序照單全收,除了迫切地要求加入世貿組織,近年還成為國際維和行動的第二大支持者,積極關注核安全,支持《全面禁止核試條約》、《核不擴散條約》,更主動尋求在聯合國有更大影響力,期望成為聯合國的第二大資助國。扎卡瑞亞引用聯合國數據,顯示隨着中國、印度等新興大國的高速發展,全球人民生活水平都得以提高,近50年脫貧的人口遠遠超過了以往500年,可見讓中國與世界頻繁接觸,可以提升全球經濟接軌程度,令各國都更文明遵守國際規範,中國未來也有望成為一個更自由化的國家云云。

我們大概認為上述分析過份學院派、過份樂觀、過份「離地」,但對自由主義者而言,這不是沒有實例的成功基礎,歐盟就是典型。正如歐盟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的種種正面評論所言,歐盟內部各國曾經是現實主義世界觀的死敵,但隨著歐盟提供了政治穩定性、經濟援助及世界最大的單一市場,數百年來長期處於作戰狀態的歐洲各國終於停止了戰爭,並間接促使中、東歐各國和平演變,縱使有了英國脫歐的漣漪,還是有很多國家希望主動加入歐盟,以成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一部份。

全球化時代開始以來,即使在特朗普出現前,反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右翼民粹主義興起,乃不爭事實,但始終未能取代國內精英的共識。拉美國家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無論有多麼強大的反全球化思潮,遇上多少金融風暴,依然前赴後繼,要融入自由主義秩序,以免落於人後;亞洲的印度、印尼等大國,也普遍以融入國際體系作為自身現代化的標記。札卡瑞亞認為,全球化帶來的種種不平等現象,以及大規模跨國移民等問題,都是可以透過政策途徑解決,例如右翼民粹主義沒有在加拿大壯大,令小杜魯多治下的加拿大成為今天的全球自由主義重鎮,就是因為加拿大改革了舊有的移民系統,強調多元文化主義、同時強調融入當地社會,民粹就沒有發酵的土壤。

說了這麼多,特朗普出現後,對自由主義者帶來何種衝擊,在他們眼中,自然無須再述。最有代表性的反應,可以參考奧巴馬時代的副總統拜登:他在2017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公開指出,特朗普出現後,各國採取緊急行動捍衛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已經勢在必行,否則過去數十年的全球和平努力,將付諸流水。但整套理念,放在特朗普支持者眼中,幾乎是一派胡言,他們認為自己才是拯救世界的救世主,論據如何,明天再述。

小詞典:十四點和平方案(Fourteen Points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勝國召開巴黎和會,美國總統威爾遜此前向國會提出「十四點和平方案」,成了和會基調。十四點以自由主義國際觀為主軸,提出建立國際聯盟,促使多民族國家民族自決,主張裁軍、打擊貿易保護主義,奠定了現代國際體系的基礎秩序。但具體而言,不少內容都未能成功,更間接導致二次大戰出現,對和平功過如何評定,至今莫衷一是。

信報財經新聞2018年10月28日

延伸閱讀:「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根本從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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